这是一篇从之五开始的伸冤记录，会写到哪篇尚不可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平冤成功，在中国，造冤容易，伸冤难，难于上青天。

没有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只能搜罗申诉律师团其他律师的文字，也许从中便能反映申诉之路的艰难，管窥中国司法的弊端。

2015年3月4日，承德陈国清、何国强、朱彦强、杨士亮抢劫杀人冤案伸冤行动重新启动，申诉律师团伍雷、张庆方、梁小军、袭祥栋、黄佳德奔赴河北承德，在承德监狱会见了陈国清，朱彦强。

3月9日，申诉律师团徐忠、王振江、李仲伟、石伏龙、黄佳德在承德监狱会见了何国强、杨士亮。3月10日，在承德中级法院阅卷成功。

3月20日，申诉律师团徐忠、王振江、袭祥栋、王海军、黄佳德在河北省高级法院要求阅卷，即使绝食一天也未能成功，可见河北高院的任性。

3月26日，申诉律师团徐忠、王振江、石伏龙、黄佳德再次去河北高院要求阅卷，最后成功阅卷，但律师们发现案件经过重新拆装，申诉卷除了驳回申诉书外，没有之前律师提交的申诉书和证据材料，显而易见，河北高院将材料隐匿。

4月20日，申诉律师团袭祥栋、徐忠、王振江、梁小军、许付桂、石伏龙、熊伟、黄佳德在承德监狱会见了陈国清、朱彦强、何国强、杨士亮四人。4月21日，申诉律师团向河北高院提交了申诉书，并向纪检反映隐匿申诉卷材料的情况。

之五

早上，承德至石家庄的火车上，我正在洗漱，碰见了朱彦强的母亲，她向我表示感谢，接着她告诉我，这是21年来第一次坐火车卧铺。我听后，很是心酸。一个21年的冤案毁灭了一家的幸福，那些冤案的制造者不知道良心是否能够安宁。

一到达河北省高院的大门传达室，工作人员就认出了我们。家属说，因为他们常来，所以工作人员都很熟悉。通报后，我们又转到东侧门，那里专门负责处理信访和申诉事宜。我们从排队机上领取了排队号后，就坐下来整理申诉材料。接待处坐满了人，还站着不少，不时有老人和残疾人进出，接待室里面传出来大声的吵闹，进去的满面悲容，出来时仍然眉头紧锁。有律师说，这是个令人悲伤的地方。众所周知，中国的法院承载了太多不该有的职能，给了老百姓很大的希望，可残酷的现实却是，法院不但无法提供应有的正义，反而常成为冤案的生产地。

因为我们控告申诉卷被隐匿，审监庭一庭长接待了我们，反复解释他主办领导批示案件，至于当事人申诉案件由另外一个庭处理，原来的办理人员已经退休，对于卷宗被隐匿问题，他无法答复，只能帮忙查找。

临近中午，终于轮到接访我们，接待的法官年纪稍大，头发灰白，态度尚可。他在看了我们的材料后，要求我们按法院固定格式书写申诉书、证据材料目录，提供当事人户籍证明。我们告诉他已经提供了户籍卡，当事人家属也在，是否可以不需要再提供户籍证明，他予以否定的回答。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先吃中饭，因为我们连早饭都没有吃，肚子早就咕咕地叫了。

一行人在一家水饺店胡乱吃了些，就再整理材料，商量下午事情。饭刚吃完，袭祥栋律师竟然靠在椅子上坐着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两天的连轴转，确实累坏了。我想起来，19日晚上，因为车子出现问题，去承德只得由驾车改为乘火车，袭祥栋、王振江、熊伟、许付桂四人在硬座上从凌晨3点坐到早上8点，又因没有空调，凌晨非常寒冷，四人几乎一夜未眠。

平时，老百姓去户籍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只要村里证明并说明用途即可，并不需要其他手续。可是，当陈国清、何国强、朱彦强、杨士亮四人家属去开具户籍证明时，派出所却提出要有法院和检察院等有关机关的介绍信，否则不可以。但事实是有关机关不可能给开介绍信，因为居民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由此看出，派出所明显是推诿不想办。无奈之下，家属请了一个律师过去帮忙开证明，派出所还是不给办，最后被逼无奈，派出所如实告知，如果是别人就可以开，唯独他们家不给办。

下午，我们一到东侧门大厅，便看到上午接待我们的审监庭庭长，他答复我们，关于申诉卷隐匿，他现在无法提供，因为相关人员已经退休，暂时无法找到卷宗。对于这个答复，我十分不满，如果法院旧案处理能以承办人已经退休来搪塞，那档案存放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因为旧案都不需要处理。

到了上午的申诉接待室，直到3点半仍不见接待人员上班。于是，我跑到前面办公室去催促，他们回答道，在开会合议案件。一听，我便觉得是欺骗，因为接待人员今天既然被安排在申诉室，就不可能再分身去合议。我向他们大声的抗议，并要求纪检查处这种慵懒的工作作风。果然，我刚投诉完，折回去申诉接待室，接待法官就进门来上班了，显然投诉和抗议奏效了。他接过我们的材料再次审查，要求必须提供户籍证明，我们坚决拒绝，认为已有户籍卡完全可以证明申诉人身份。我们又向审监庭提出抗议。之后，终于同意申诉立案，并接收了我们的立案资料。至此，申诉已交立案申请，还没有正式立案，更加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

走出法院时，太阳西下，漫天的晚霞红透天际。那个时代的蒙冤者，他们被冤错过了太阳，但即使再晚，也将会看到那一抹红透天际的晚霞，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