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关注4年的承德抢劫杀人疑案，日前终于等来了河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 

　　至此，这起历时10年，由同一法院，以同一理由、同一事实，对同一被告人先后4次判处死刑的抢劫杀人案，以第五次判处被告人死缓而“落幕”，但此案也暴露出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系列问题 

　　3月26日，在案发将近10周年之际，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在被防暴警察围得铁桶一般的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朱彦强无期徒刑，4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这起历时10年，由同一法院，以同一理由、同一事实，对同一被告人先后4次判处死刑的抢劫杀人案，终于落下终审大幕。 

　　在对本案马拉松式的审判期间，一审法院先后作出4次判决。与这4份判决书每次只有两千来字的“短小精悍”相比，河北高院刚刚下达的终审判决书却是洋洋万言。不过，河北高院曾在发回重审的提纲中向承德中院提出的20多个问题，终审判决书并未回答。 

　　两个核心证据 

　　有关作案凶器———刀子，既是本案指控犯罪的首要证据，也是疑点最多的证据。无论是承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一审法院的4份判决书，以及终审判决，无一例外地将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搜出的一把自制的单刃刀子认定为“7·30”案的凶器。 

　　围绕刀子问题，先后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1994年7月31日，承德市公安局对送检的刀子上的血进行血型鉴定，结果刀子上的血与死者刘福军的血以及车内多处血迹均为“B”型；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提交的“单刃匕首”一把、刘福军的血棉球一个进行鉴定，显示刘福军的血和单刃匕首上血的血清型(Gm23)均为阴性。 

　　那么，上述两份鉴定报告中的刀子，到底是同一把刀还是两把不同的刀？如果是同一把刀，承德市公安局鉴定报告的日期是在案发第二天，且鉴定书清楚地记载，这把刀是1994年7月31日由双桥公安分局刑警队人员送来的。而这个时候，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这把有血迹的刀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按照鉴定人岳红在二审法庭上的证词，是把鉴定书的日期写错了，那刀子的送检日期也“不幸”写错了吗？这把刀子是不是留在案发现场的刀子？ 

　　有专家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同一把刀还是两把不同的刀的情况下，送公安部进行血清型检验的“单刃匕首”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人的血清型不是阴性就是阳性，以此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意味着将有50%的人成为“犯罪嫌疑人”。 

　　但是，终审判决书将两次先后以不同特征出现的刀子视为同一把刀子，并且认定这就是从陈国清家中搜出的那把刀子，是杀害司机的凶器。或许因为承德市公安局的鉴定报告存在着致命的漏洞，这个判决书没有直接引述该鉴定报告，而是笼统地说“该刀经法医鉴定”。至于为什么在既未抓获陈国清，也没有从他家中搜出刀子之前的案发次日(7月31日)就认定这是从陈国清家搜出的作案凶器，判决书没有提及。 

　　1994年8月23日，承德市公安局的鉴定书记载：“承德市公安局……送来死者张明的血一部，车内提取烟头一个。”经检验：“死者张明的血为‘B’型；车内提取烟头上的唾液为‘A’型；陈国清的血为‘O’型；何国强的血为‘O’型；杨士亮的血、唾液为‘A’型”。 

　　如同对刀子的鉴定一样，这时候，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是从哪里来的？为了“弥补”这个重要的程序“漏洞”，鉴定人又于1996年7月25日在鉴定书下方补充“说明”：“何国强的血、杨士亮的血、唾液均为1995年2月8日检验。” 

　　不过，这个据称从案发现场提取的烟头，却没有照片。 

　　河北高院曾在3次发回重审的提纲中特别提出：“上述两个问题(注：指刀子和唾液)，公安机关虽有说明，但可靠程度如何？”但在终审判决书中，对这种事关罪与非罪的重要刑事技术鉴定，毫不怀疑地予以采信。 

　　杀人案的“N”个疑点 

　　除了上述两个核心证据的疑问外，本案的其他证据也有疑点。 

　　判决书说：“陈国清、何国强供述抢劫被害人的现金数量、BP机扣后面写有‘7248’字样、汽车钥匙数量、特征与死者刘福军之妻李玲云证实的情节相一致。”仅此一处便有多个疑问：死者是出租车司机，他一天都在外面跑车，妻子如何知道丈夫身上的现金数量？BP机扣后面的“7248”只是个技术性数字，两个被告人怎么能记住这个不起眼又毫不相干的数字呢？陈国清、何国强抢劫杀人，将汽车弃置路边，为何偏偏对汽车钥匙感兴趣，且在慌乱中能够清楚地记得钥匙的数量、特征？他们不抢车，为什么要把汽车钥匙这个毫无价值的赃物拿回家？既然有明确的线索，那么，作案用的刀子和抢来的BP机等赃物为何一个都没有找到？ 

　　在“7·30”案发当天，陈国清所在的锅炉厂的考勤记录、考勤员、工友等多名证人均证实，陈国清全天上班，下午6时半下班后又加班两个小时；在“8·16”案件发生时，朱彦强因头部被人打伤，到医院缝合后正在家中输液。医生谢玉环证明，她在8月16日早上8时给朱彦强输液时，朱彦强的头部包着，有外伤。 

　　陈国清的出勤记录表和朱彦强的处方被公安机关先后提取，但未作为证据向法庭提出。反过来，包括二审判决在内的历次判决均认定，朱彦强在8月16日上午9时许，与其他3名被告人在本村一小卖部会合，然后乘车去市内一整天，晚上9时许作案。 

　　河北高院在此前的发还提纲中指出：“从卷中材料看，朱彦强……被人打伤头部，缝合多针，在家卧床五六天，朱金贵在8月18日结婚时，朱彦强去贺喜，头上仍缠着纱布，走路不稳。根据病情，朱能否参加抢劫？且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均未供述朱彦强头上有伤、缠白纱布的情况，朱彦强输液的处方也应附卷。” 

　　在终审判决中，河北高院放弃了当初的异议，以朱彦强口供中的一句话“杨大夫走后，我自己控制的开关，那天输得快，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输完了”，认定朱彦强没有作案时间的理由不成立。

　　有无刑讯逼供 

　　河北高院去年7月22日审理本案时，有一个令在场的许多人感动的镜头：5名法官当庭为每一个被告人验伤。这与一审法院的历次审判对此置之不理的漠然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带来与此相符的结果———河北高院在判决书中多次引述承德市公安局和双桥分局的“说明”，以及承德市检察院起诉处和驻看守所检察室的“证明”，以此否定了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 

　　问题是，4名被告人身上10年后还存在的伤痕是从哪里来的呢？二审法院在对他们验伤后，却在判决书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认为，法官当庭查看了伤情，却没有当庭作出刑讯逼供是否成立的结论，而是把这个重要的程序问题留到了判决阶段，最后又回避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件中，刑讯逼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 

　　“在本案中，当被告人在法庭上展示身体上的伤情证据后，除非控方具有强有力的证据，就应当推定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游伟说，“现在很多人对刑讯逼供的危害性仍然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程序正义对于实体正义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4名被告人从第一次开庭时就全部翻供，使得本案出现了一个怪诞的现象：在两级法院的5份判决书中，使用的措辞一概是“曾供述”。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存在，这个所谓的“曾供述”就不具有实质性意义。 

　　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 

　　“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作留有余地的判决”，这是河北高院第三次发回重审时对下级法院提出的书面意见。果然，承德中院在第四次判决时，将4个“死刑立即执行”减去一半，对其中两人一个改为“死缓”、一个改为“无期徒刑”。而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进一步“留有余地，将所有的“死刑立即执行”都改为死缓。 

　　河北高院的判决书称：4被告的行为“均构成抢劫罪，且情节、后果均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均应严惩。陈国清、杨士亮论罪应判处死刑，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对陈国清、杨士亮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 

　　考虑到什么“具体情节”？外人无从知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认为，早些年学术界曾经主张的“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方面要进行权衡”的观点。这个案件的判决就是一个权衡的表现。一方面是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不能把这几个人放了，另一方面证据存在着问题，那就只能搞一个折中。但中庸的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双方都不服，因为是非没有分清。所谓的权衡，其结果可能是既可能放纵了真正的罪犯，又可能冤枉了无辜的人。 

　　记者注意到，判决书还特别强调了河北省检察院的观点：“尽管本案在某些证据上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不过，既然证据存在着不足和遗憾，如何能够判处死缓和无期这样的重刑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这个案件没有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而是采用我们当前普遍的做法——疑罪从轻。所谓疑罪从轻，就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重罪轻判，这实际上仍然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在起作用。 

　　显然，对证据上欠缺或者不充分的案件从轻判处，对于在打击犯罪中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非常不利。 

　　刑法学界之所以对这起案件极为关注，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一个案件多次发回重审，直到终审判决，原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审了10年还是没有水落石出。

　　陈瑞华指出，任何人不能因为一个行为而受到多次追诉。一个案件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断发回重审，就意味着被告因一个涉嫌犯罪的行为，遭受无数次的重复起诉、再起诉，生命和财产多次受到被剥夺的危险。 

　　为此，陈瑞华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绝对不能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在清理超期羁押的通知中说，发回重审原则上不能超过一次，这是一个进步。” 

　　他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说明控方没有达到指控犯罪的事实标准，即使是一次，也同样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妥协的。只有在程序上发生重大违法的情况下，上级法院才可以将案件发回重审，而且不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这是一个棘手的案件。”王敏远说，“就像法律格言所说的，棘手的案件，或者诞生伟大的法官，或者创造恶劣的先例。我希望这个棘手的案件能够诞生一个乃至一群伟大的法官。” 

　　河北高院终审宣判后，陈国清等人的家属和辩护律师立即表示，不服高院的判决，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另据报道，承德市检察院也表示，对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市检察院可能会提请省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 

　　本案回放 

　　●1994年7月30日、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先后发生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两名司机被杀，出租车被丢在路边 

　　当年11月3日至18日，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1996年2月24日，朱彦强也被逮捕，警方认定他们就是抢劫杀害两名出租车司机的凶手 

　　检察院指控，“7·30”案件系陈国清、何国强所为；“8·16”案为4人共同作案。在两次抢劫杀人案中所劫掠的财物，第一次为300余元，第二次400余元，以及传呼机、车钥匙等 

●1996年8月14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4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6年10月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1997年8月12日，承德中院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第二次判处陈国清等4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8年2月16日，河北高院仍然认为事实不清，第二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1998年10月13日，承德中院以抢劫罪第三次判处陈国清等4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8年12月21日，河北高院第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0年10月20日，承德中院以抢劫罪第四次分别判处陈国清、杨士亮死刑，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4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7月22日，河北高院在承德市双桥区法院开庭审理本案 

[稿源：南方周末]
[作者：郭国松]
[编辑：胡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