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是旧历腊月28，除夕已近。本不想在新年临近之时提起冤案这个让人心情沉重的话题。然而，会见陈满后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实话，我没有某大律强悍的心理素质，在充满着悲愤和黑暗的2013年里还能很有成就感。我承认自己很脆弱，尤其自李庄案以来的桩桩件件，让我充满了无力感，如逆风中身陷漫无边际的沙漠。从pm2.5只有20左右的海口回到pm2.5高达430的成都，我的喉咙至今严重不适，莫名难受。如果体谅我的辛苦，请各位耐心看完我的这篇小文。

还是言归正传吧。为了能对我们援助的陈满案有更完整和全面的了解，我跟清华大学易延友教授约好一起去海口美兰监狱见因冤狱已被关21年的陈满。我跟易教授不熟，只知道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本月初在北京陈满案研讨会上见过一面，但没有说过话。这次的海南之行，让我对这位年轻的法学教授，这位此前因对名满全球的李某某案说了句法律人都明白的实话而饱受非难和谩骂的学者，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关于陈满案，实在不得不多说两句。最初接触本案是在去年十月二十号左右，伍雷私信问我能否为一个大冤案提供帮助，我回说那先看看材料。不久他让助理寄来三大本卷宗，看完第一感觉这是个故意制造的疑案，目的就是要让陈满因存疑而被定罪！即便如此，也只当自己是个协助者，因为陈满是四川人，让四川律师提供帮助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随着不断深入地介入本案，从看卷到四川绵竹看望陈满父母家人、去四川三台一座高山上拜祭已故的陈满一二审辩护律师林义全教授，到本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冤狱21年陈满案研讨会，再有前两天的海南之行，我终于明白：我，已经无法从本案脱身，帮助他尽早洗冤已成为我内心极为焦灼的一件事。

本月21日我从成都出发于深夜抵达海口。海南的冬天阳光明媚与蓉城的灰暗和阴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我对海口的第一印象。

易延友教授按约乘22日8点25的早班飞机从北京到海口。考虑到他5点就早起，坐4小时飞机应该很疲惫，我最初建议他到后稍事休息，我们23日去见陈满。然而，他坚持到机场后就立即开始工作。在机场接到他后，我们在机场匆匆吃了点快餐就出发了。他拖着大箱子，拿着公文包，手里还搭着厚厚的冬装。南北差异再次证明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北京和海口，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尽管这样，他还是谢绝我帮忙拿包，还开玩笑说不能累着女士。我们为了赶时间打的到了美兰监狱。到了问门卫说两点才上班。一看时间才一点二十，海口炙热的阳光让人有点头晕眼花。四处看了看，这个监狱修得很好，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监狱，热带的花花草草在阳光下热烈地盛开着，恣意生长着，无法让人与高墙电网、阴森幽暗的监狱联系在一起，瞬间有错乱的感觉。

我们走进办公楼先找狱政管理科。由于没上班，整个办公楼静悄悄的，只听到我哒哒的高跟鞋在走廊上回响。跟其他办公室一样，狱政科关着门，敲门没人应。我不死心，挨着一个个办公室找过去，还政科关着门，敲门没人应。我不死心，挨着一个个办公室找过去，还好，最角落一间办公室门开着，一位中年女警在上网，见我后很客气地问所为何事？跟她说明来意后，她说还没上班，让我们在她办公室椅子上先休息等等。易老师靠着椅子一会儿就睡着了。为了不打扰他，我走出办公室四处溜达，走廊上挂着很多随处可见的格言警句画框，惟有一幅让我记忆深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竖着的两排字下居然是一碗米饭！（有谁知道这碗米饭代表什么意思吗？）琢磨了好久总算咂摸出一点味道：做坏事就好比山崩，是一瞬间的事，做好事就如登山，每走一步都很难。陈满案，何尝不是如此呢？唉，造孽时是何等轻描淡写，而今想洗冤脱罪，何其之难？！这样感慨着时间到了两点，叫醒倚椅而睡的易老师一同来到狱政科门前巴巴地等着。2点、2点4分、2点10分。。。。。。上班的警察们陆续进了大门，可还是不见狱政科来人。快两点半时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警官急匆匆地来了，一面掏钥匙开门一面问明我们的来意后，满怀歉意地说今天监狱管理局领导来检查工作，所以晚了，请我们谅解。考虑到人家确实有事，我们表示理解。他飞快地开电脑、填表、查验并留证件。。。。。。最后总算办妥到了接待厅。一进大厅，我们傻眼了：一屋子全是等待接见的家属！这时我才后悔没听陈建刚律师让我们直接找监狱长的建议，只好乖乖地等着跟家属一起排队。好不容易等到四点，陈满才被从监区提出，跟一溜家属会见的一起，隔着铁网，通过电话，耳边全是嘈杂的说话声，根本无法交流。易老师刚问了半小时，监狱要把人犯收监了，而这时我还没跟陈满说上话！准时掐断的通话让我们无法交流了，我只有隔着玻璃和铁网，用四川话大声告诉陈满：我们明天再来！

为了不耽误明天的会见，有更多时间和陈满充分沟通和交流，我们决定今天就找监狱长希望准许我们进到监区会见。走到办公大楼三楼找到了杨监狱长的办公室，没人。会议室一屋子的人正在开会，旁边办公室开着门，一个年轻警察见我们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解释说上级来视察，监狱长正开会，让我们等一会儿，边说边递了两瓶矿泉水给我们，我才记起来一下午我们都没喝过一口水。五点，会议室门开了，一屋子的人散了，一拨人下楼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大巴车，三五个人等车走后继续在聊着什么。看看快下班了监狱长都还没上来，我们赶紧下楼找到那几个人问谁是监狱长。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问我们有什么事？一听我们说完，并问清我们手续齐备后，他很爽快就同意并让我们明天上班到他办公室找他。

走出监狱，见易老师拖着大箱子疲惫的身影，我说叫个出租吧，他说不用，刚问了狱警说外面有公车，他家里那么困难，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吧。我们走出大门到对面马路边站着，等了一会来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花了14块钱买票上车还无座。就这样他拖着大箱子一路站着到了海口市区。

第二天八点，我们准时出发，到美兰监狱刚九点。见到我们，监狱长二话没说找来狱政科长交待了此事。于是很快在一名年轻干警的带领下，我们进到监区，按规定存了手机和电脑，坐电瓶车到陈满所在的监区。一路上三三两两的有干警带着犯人在干活，其中一个干警俯下身跟一名蹲在地上微笑着的犯人不知在说着什么。一切看上去那么自然，如果不是鲜明的警服和竖条纹的囚服对照，真的很难猜测他们的关系。

在宿舍没找见陈满，有犯人说在工厂干活，于是我们又到了厂区上到二楼。站在门口，可以看清这是个几百平米的大厂房，场内机器的嘈杂声中，几十上百名犯人正在干活，全是清一色的男性，跟很多工厂车间没什么两样。当然，还是清一色的白底蓝竖条纹的囚服标明了他们的身份。见干警领着两个穿着便装的人进来都好奇地转头看着我们。在场的管教找到了陈满并带他到了门口，干警见该地实在无法询问就领着我们下楼找到一个会议室，让我们坐下慢慢交谈。到此时，我才有时间仔细审视这个被关了21年的四川人陈满，我的老乡。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舒适优越的公务员职位下海创业的年轻人，在经历人生的大劫难后，当年在天涯海角咧嘴大笑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无影无踪，站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个面容苍老黝黑，微微佝偻着背的老年人。易老师招呼他坐下。领我们来的干警走了，换另一个干警陪着我们。旁边办公室出来一个女警给我和易老师一人倒了杯水，易老师坚持让她给陈满也倒一杯。她稍稍迟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也给陈满倒了一杯水。易老师这才开始了跟陈满的交谈。由于案情我们已经很清楚，尤其易老师在来的飞机上又详细地看了一遍卷，所以我们并没有像常规询问那样从头问起，而是按易老师预先列好的提纲，把我们想弄清楚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了询问。

由于易老师问得很细，甚至有的问题反复问几遍，我得以一直近距离观察他的表情变化。最初，他对我们的到来看得出来反应是比较平淡的，有礼貌，也客气，但无法窥知他内心的想法。也难怪，被关了这么些年不停地申诉，却始终石沉大海，他怎么还敢轻易燃起希望的火花呢？易老师问他在公安的几次有罪供述是如何作出的？他说我受到很严重的刑讯逼供被迫承认的。继续问过程，他很痛苦地说我记不清楚了。易老师说那你好好想想。我说我能理解你回忆此事时痛苦的心情，回忆一件被人强加而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是会让人抓狂的。不过，为了能帮你讨回公道，你还是得慢慢告诉我们。

在这个间隙，一直静静陪在旁边的干警突然轻声问我：你觉得他是冤枉的吗？我回答：是的，我的第一感觉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那你认为呢？我反问他。他顿了顿，很清楚肯定地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冤的，我管他六年了，知道他一直在申诉，不过他一直都很服从管教。而且汶川地震时，他主动捐了他卡上仅有的六百块钱。我默然：这就是陈满，父母均是公务员，受着很正统的教育，被父母从小就教育要多看正面，相信政府。为自己被刑讯逼供认罪而自责，认为被冤自己也有责任！！！

经过我们再三询问，他终于说清楚被刑讯后笔录的形成既有公安写好让他签字，也有公安口述纠正让他照着说两种方式。说着说着，他突然非常激动，一下子站起来吼道：我没做过的事，我怎么说得清楚呢？我之前说我没杀人，钟作宽不是我杀的，可他们非要我承认人是我杀的！一旁的管教赶紧让他别激动，有话好好说。而我却在心里说：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的陈满！他肯定是被冤枉的，我最初的判断没错！我和易老师相视一笑，我们此次的海南之行找到了我们想要的答案，印证了之前的判断。

易老师接着问他：你恨钟作宽吗？他的死让你蒙受了这么多年的不白之冤。他很不解地反问：我怎么可能恨他呢？我跟他关系很好，他是我老乡啊，我做生意时他还经常叫我注意成本，花钱不要大手大脚。再说，他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他，我怎么能恨他呢？这（指自己坐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无言以对。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记得你一次申诉状里讲了个事，一个警察让你给他三万块钱他就送你过海，是怎么回事？他答：刚进去时，一直说自己没杀人，一个警察说你不承认也没关系，说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你要给我三万块钱，我想办法送你过海，找个人来顶。我问：过海是什么意思？答：就是出岛，离开海南。

由于整个过程是易老师主导，故我有充足的时间观察他。我捕捉到之前通过看卷无法知道的一个信息：陈满太老实善良，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对自己的案子认为自己已经陈述得很清楚了，司法机关应该很容易搞清楚真相。加之对刑事诉讼过程完全不了解，没有在检察院第一次讯问时、一审开庭庭审时，甚至二审庭审时把他无罪的信息传递得很充分。他的被动、消极或者是对法律程序的无知让他错失了很多次给人内心确信的机会。也许，这，只是我的错觉。鉴于此，我跟他说了很多，希望他一定要抓住所有的机会，只要有人来过问他的案子，他都应该积极应对。否则，再高明的医生面临一个毫无求生意志的病患也无力回天。他似乎有所触动，最后说了一番话：自己大不孝，没有对父母尽过一天的孝心，反而让他们一直揪心，对不起亲人和朋友，无法回报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关心他的所有人！说到这儿，他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一再鼓励他一定要振作，国家的司法改革正在向纵深推动，大的方向对他案子纠正很有利，而且现在有几十上百名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关注本案。大家都充满着希望并为之在努力。一旁的易老师也说一定尽全力帮助他早日洗清冤屈，重获自由。临走时，他再三叮咛让我们代他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他的人。

走出监狱，内心松快了许多。我在监狱门口留了影，而易老师坚决不和监狱照相。可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经常穿梭在看守所、监狱的刑辩律师来讲，和监狱合影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况且这还是一座花园式的、类似乡村别墅的监狱，呵呵。

2014年元月28日于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