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案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刑讯逼供；按照当时的死刑政策，应当判死刑，但“留有余地”判死缓；严重依赖口供；没有客观证据；有不在场的证据仍被定罪。

“专家负责论证，律师负责跑腿，媒体负责呼吁，老干部负责找人。关起门来说，就是这个模式。”

“你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有效，是教授论证有效，还是给法院院长写信有效？”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最好中国每个省都有一个无辜者计划。”

2014年5月23日，律师张青松和学者吴宏耀共同发起的“蒙冤者援助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

这是自2013年底以来，中国出现的第4个民间洗冤项目。其他3个项目包括，律师李金星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学者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和律师杨金柱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

这些名称不一的项目有着共同的主旨：从层出不穷的疑似冤案中选出最为重大的案件，免费为那些“重罪案件中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1992年，美国律师彼得·纽费尔和巴里·谢克在纽约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成立了“无辜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项目，并被复制到了全美乃至世界各地。截至目前，全美各州的“无辜计划”已通过DNA技术，将316名被错判的蒙冤者从狱中拯救出来。

中国版“洗冤工程”的发起者们对于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这将是一场‘扒粪运动’”，李金星说，民间发起的洗冤行动，将汇入发端于2013年春天、“波澜壮阔”的冤案平反行动，“哪怕只解决一两起，也是司法的进步”。

“不忍无助者的眼神”

2013年11月20日，成都，由李金星、王万琼、陈建刚等刑辩律师倡议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正式启动。

曾经的被援助者吴昌龙，被聘为“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形象代表。

作为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的“主凶”之一，吴昌龙曾蒙冤12年，两次被判死缓，终在2013年5月被宣告无罪。

为了帮助吴昌龙，李金星和其他几名律师募集了近7万元，设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等到吴昌龙重获自由，这个基金仍剩余3万多。

“我们决定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转化成‘吴昌龙法律援助基金’，扩大援助范围，不再局限于超期羁押案件。”李金星说，走出这一步，是因为“不忍无助者的眼神”。

吴昌龙刚回到家，与他的家属一道上访的本地“战友”找来了。其中一起，是1996年6月发生在福清的黄兴、林立峰、陈夏影等三青年绑架杀人案（以下简称福建陈夏影案）。林立峰于2008年在狱中病逝，黄兴和陈夏影则喊冤至今。

帮助了吴昌龙的律师们被一种莫名的情感所驱使，不得不向前走——李金星说，这就是“吴昌龙效应”。

其后启动的两个洗冤项目，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

在湖南长沙，2014年3月，律师杨金柱发起成立了“冤弱法律援助中心”。公布的章程显示，他邀请了20名国内法学专家作为顾问，向社会公开招募律师志愿者，也接受冤案援助的申请，但这不是一个无边界的公益项目，更像是其所在律所的内设机构。

同在2014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在网上发起了“无辜者计划”。据徐昕介绍，该项目将主要依靠网络，发挥“转介”功能：通过网络收集整理冤案材料，呼吁人们对典型冤案给予关注，“并推荐律师帮忙洗冤”。

最新启动的“蒙冤者援助计划”，则是学者和律师的组合，就这一点而言，最像美国的“无辜计划”。

吴宏耀长期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中心的执行主任，这个由法学院教师和学生参与的中心，扮演着民间“法律诊所”的角色，一直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援助。

张青松创办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是少数专办刑案的律所。据介绍，每天都有大量的伸冤、求助信件从监狱寄到律所，包括浙江张氏叔侄案中的叔叔张高平。

“当时他只寄了一份判决书，我跟他回信说，你的案子很怪，请再寄一些材料过来，”尚权所律师高文龙回忆说，等到此案平反（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3月30日《牢头狱霸十年前作伪证致冤案》），律师们开始思考：面对潮水般的求助信，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来回应？

2013年4月，在一个主题为“冤案成因与对策”的研讨会上，律师张青松和教授吴宏耀不期而遇。因共同关注刑事诉讼，两人此前早已相识多年。

会议召开前，适逢张氏叔侄案平反。会上，有学者提出，任何国家都有冤案，中国冤案的纠正完全靠司法机关，而英美法国家有“洗冤工程”，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

“我跟最高法院的人聊，中国这些年出现了很多冤案，现在我们建设‘法治中国’，纠正冤案的工作全部放在司法机关，是否能够担起负担？我们民间法律人是不是也可以参与？”张青松回忆说。

学术机构有学术资源，以及源源不断的法科生志愿者，而律所则有专业的办案律师。双方一拍即合。经过近一年的酝酿，2014年5月23日，“蒙冤者援助计划”正式启动。

圈内名案

按照“蒙冤者援助计划”的实施方案，申请洗冤的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已经有生效的裁判文书；当事人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现有的材料能够证明无罪或有罪证据明显不足。

“基本判断就是‘抓错人了’，或者说‘你连最基本的犯罪证据都没有’。”吴宏耀说。

各地涌来的案件，首先将交由中国政法大学的志愿者们进行初审。这些由法学硕士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将会对案件进行第一轮筛选，“不行就给人家一个解释”，符合要求的，再交给专家顾问团进行复审。

“蒙冤者援助计划”第一阶段——从2014年到2016年，将只办理5个案件，“如果有结案的，再补进。”吴宏耀说。张青松则笑称，“如果不划一个范围，我们广渠门（指尚权律师事务所）就会变成小红门（指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

加上其他洗冤工程平均两到三起案件，四个洗冤工程首批已公布的案件大约为13起，实为9起——有4起同时获得两个项目援助，比如广受关注的河北聂树斌案和福建念斌投毒案。

案子无论名气大小，基本上都是法律圈内名案。比如，1998年发生于江西吉安的李锦莲投毒杀人案（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12月20日《一桩毒杀案，223次申诉》），老法官出身的78岁律师朱中道为此案已奔走了十多年。

“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已选定了“十大冤案”，其中正式启动援助的有四五起，排在前列的是海南陈满杀人焚尸案和福建陈夏影案。

该项目的共同发起人、律师李金星提供了一个较为笼统的标准：那些长期无人关注的重大冤案，也包括正在审理的“非常冤的案子”。

据李金星总结，选择的这些案件，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刑讯逼供；按照当时的死刑政策，应当判死刑，但判死缓（即所谓“余地判死缓”）；严重依赖口供；没有客观证据；有不在场的证据，但仍被定罪。等等。

这一中国首个洗冤工程发起成立的地点在四川，正是该项目首批案例当事人陈满的老家。与会律师还专门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教授林义全的墓前列队祭拜。

从四川到海南闯荡的陈满1992年因一起杀人焚尸案被捕，1994年被判死缓，二审维持原判。林义全是参与陈满案早年辩护的法律人，不幸于2003年英年早逝。陈满的家属回忆说，林义全当年在海南的法庭上 “为陈满做了顽强的无罪辩护”。

律师杨金柱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主要帮助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冤假错案当事人洗冤。至于正在侦查阶段的刑事案件和一审审理之中的刑事案件，则 不予援助。杨金柱表示，河北聂树斌案将是该中心援助的第一个案件，此外，他还将自己2002年参与辩护、被判处死缓的张友运故意杀人案列为第二个案件。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重点关注了4起案件，其中河北聂树斌案、海南陈满案和福建念斌案都是旧案，唯一的例外是一起2013年10月发生在兰州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案件。

这是极少数尚未判决但被列入洗冤工程的案件。徐昕组织了一批刑辩律师介入，并在微博上给该案打出了标签——“兰州冤案”。

行为艺术？

美国的“无辜计划”，非常倚重于DNA的重新鉴定。而中国的物证保存制度并不完善，绝大部分案件无法靠DNA来洗冤。中国版“洗冤工程”，怎么做？

“专家负责论证，律师负责跑腿，媒体负责呼吁，老干部负责找人。关起门来说，就是这个模式。”律师张青松这样总结。

吴宏耀组织了他的几名研究生，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梳理了第一起援助的案件——江西李锦莲投毒杀人案的六本卷宗材料。李锦莲的口供有十多次，学生们把每次口供的时间、核心的内容整理出来，同时梳理了全案的物证、书证。

整理并在网上公布案卷，一方面，是为帮助互联网上的志愿者、律师们了解案情，让律师们自愿报名，认领案件，同时也是为了下一步专家论证做准备，帮助他们用最少的时间切入到案件中去。

2014年5月23日，李锦莲案的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召开，刑诉法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出席。以陈光中为代表的十多名专家，也是“蒙冤者援助计划”的首批专家顾问，他们无偿给李锦莲案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将直接递交最高法院。

事实上，除了筛选出高度疑似的冤案、安排律师代为申诉、组织专家论证、向司法部门递交意见之外，法律人的民间洗冤行动，几乎没法做更多。

“我们是一个中立第三方的机构，有检察官、律师、学者参与，我们将接受控申，就重大冤错案件表态，以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吴宏耀说，“案子的真正解决，不在于我们。”

发起“无辜者计划”的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说，他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呈现”，“告诉有关部门，这是一个冤案，他为什么冤，呼吁尽快启动再审，法院来判断是否冤。”

面对互联网和现实中喊冤之声，徐昕认为，光是阐述法律和道理已不足够，针对一个案件，“精心写一条1000到2000字的长微博，每天转一次，这样可能效果更好”。

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首批援助的案件也包括了海南陈满案。这位法学教授自告奋勇给陈满案写了一条长微博，题目叫“陈满，活着的聂树斌”，这条微博已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2.5万多次。

“杨乃武和小白菜案能解决，是因为最关键的时候，浙江籍的八名京官上书。”律师李金星说，当今中国洗冤，传统的上书模式仍然可资借鉴。

启动海南陈满案的洗冤行动后，李金星和申诉律师团就持续不断地给最高法、最高检写信，每周一封。他甚至把陈满案的案情印在明信片背面，签名后，寄给了负责办理陈案的海南省公检法人员。

“最近检察系统的人带话给我们，说希望最近不要写了，他们已经派人去调阅了公安的卷宗，正在复查这个案子。”

在李金星看来，必要情况下，洗冤行动甚至应该发动普通公民，“冤案工程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它是公民对这个国家的请愿行动。”

“死磕派”律师杨金柱宣布，他将把河北聂树斌案作为办理的首起案件，并拿出30万元作为申诉专款，在河北省高院附近的某连锁酒店开一间房，作为“申诉案件办公室”。 “每周五个工作日，天天去河北省高院。”

能走多远？

有两个项目支持的陈夏影案，据称已获得福建省高级法院的积极反馈。李金星律师透露，法官已去监狱多次提审当事人，院长马新岚甚至亲自查阅了该案的案卷。

在成都召开陈满案研讨会期间，“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律师们曾准备去拜访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因龙不在成都未能成行。后来，龙宗智给律师们转来了一批台湾民间洗冤工程的资料，并寄来了一本关于台湾苏建和案的书。

苏建和案，又称“三死囚案”，是台湾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2012年被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宣判无罪。从案发到最终获得无罪判决的过程持续近20年，台湾民间团体如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大陆的民间洗冤行动，也急需一个类似“苏建和案”的成功案例来树立信心。

“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当事人家属对律师的巨大期待与现实的差距。”律师李金星说，律师的很多事情是在跟时间赛跑，陈满的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了，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儿子出狱，而申诉的结果难以预期。

“案子一天不解决，我们一天就非常痛苦。你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有效，是教授论证有效，还是给法院院长写信有效？”

此外，目前所有的民间洗冤项目，都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状态。“蒙冤者援助计划”虽有尚权律所举全所之力支持，但二十多名专职律师大多重案缠身，也是捉襟见肘。

教授徐昕的“无辜者计划”目前也在网上招募志愿者。此前，大量材料审核的工作需要他所带的一位博士生来帮忙完成，很多时候，这位法学教授需要自己亲自操刀来写微博。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最好中国每个省都有一个无辜者计划。”徐昕说。

李金星希望他的洗冤工程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志愿者、律师不一定直接代理申诉，案件所在省的律师如果愿意做，“我们给他几万块钱，他去做”。“我们做一个供需的平衡，这就是社会治理。”

不过，参与民间洗冤行动的法律人都认为，与上述困难相比，真正的困难是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如何说服他们启动再审”。

“（对洗冤行动）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如果法院不启动再审程序，这些案子永远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持谨慎乐观态度。

他的合作伙伴张青松更为淡然，他说，如果通过民间的努力，司法机关偶尔能够纠正一两个案件，则“普大喜奔”，若司法机关置之不理，律师们审查的过程 中，通过对一些不符合申诉条件案件当事人进行说服，已经帮助司法机关化解掉了一部分案件。“让小红门前少两个人，这也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