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访民"杀警"调查:官方否认刑讯逼供

河南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

河南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

张小玉的儿子在自家未完工的房子外

  7月17日，河南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院内，民警王军干被刚从北京带回来的当地访民用水果刀刺中下腹部，不幸身亡。

  “涉嫌故意杀人”的是辖区的一对老访民夫妇。此前，他们互不相识。而王军干从另一个派出所调到中站派出所不久。但这场致命邂逅之后，两个家庭被毁。那么，在此前后，发生了什么？

  120救护车呼啸着冲出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院门，驶向三百多米外的河南焦作市中站区医院。刚才喧闹的派出所院子，张小玉夫妇呆坐在刚刚“杀了人”的面包车内。

  这是2014年7月17日下午6时30分前后。此时，派出所门外的焦作市跃进路上，下班回家的人们行色匆匆。有两个家庭，在这个晚上，没有等来他们的亲人。51岁的民警王军干死于这个炎热的夏夜。一把长约20厘米的水果刀刺中了他的下腹部。涉嫌“杀人”的是辖区一对访民夫妇—54岁的许有臣和小他一岁的妻子张小玉。

  此前，王军干从另一个派出所调到中站派出所10天左右。致命邂逅之前，他和许有臣、张小玉夫妇并无仇怨，亦不相识。

    派出所院子里，民警被刺

  7月17日上午，27岁的许天龙接到母亲张小玉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大意说政府答应解决问题了，他们正坐火车，下午四点多就和爸爸回焦作了……

  下午3点56分，从北京开来的K269次列车到达焦作。6点左右，许天龙再次接到母亲电话，说他们已在焦作，但被带到了派出所。张小玉在电话中嘱咐儿子，如果自己24小时还没回来，就给常玮平律师打电话，并告知常的电话号码。

  此前，60岁的许凤莲也接到弟弟许有臣的电话，说他们被带到了派出所。电话里声音嘈杂，夹杂着弟媳张小玉尖利的声音。许凤莲没太上心，因为弟弟弟媳两口子上访多年，被带进派出所是“家常便饭”。

  没有人想到，悲剧随后就在派出所院子里发生：一把水果刀刺中了民警王军干，当晚不治身亡。而许有臣和张小玉夫妇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焦作市公安局连夜刑拘。

  7月21日上午，在焦作市殡仪馆，逝者王军干的遗体被火化。

  对这起案子，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外宣办在《关于焦作中站“717”袭警案的情况通报》中这样描述：“7月15日，焦作市中站区许有臣、张小玉夫妇二人因在北京扰乱公共秩序，被当地警方依法训诫后，于7月17日由焦作市中站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带回原籍。当日18时许，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一中队民警王军干在劝二人下车接受调查询问时，许有臣趁其不备突然持刀袭击，王军干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然而，在7月17日这个致命的下午，当李封街道办派出的面包车载着访民张小玉夫妇进入派出所，4点多到案发的六点多之间，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通报语焉不详。

    政府工作人员离开后访民与警察“对峙”

  这是位于焦作市中站区跃进路十字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门牌上写着“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但老百姓习惯称这里为“派出所”。在河南公安实行“大派出所制”前，这里是李封派出所所在地。

  在院子靠墙的地方，立着辖区划分和民警的照片，新调来的王军干的照片不在其中。常年上访的张小玉夫妇所在的李封东会一带，本来由另一位管片民警负责。

  华商报记者通过调查，试图还原张小玉夫妇“袭警案”发生之前的一些图景：

  今年6月下旬，正在盖房、等待房屋“灌顶”干透的张小玉夫妇，再次到北京上访。临走时，张小玉还发了微博。照片上，他们夫妻俩手拿火车票，像往常一样，虽然笑嘻嘻的，但面容透露着惯常的愁苦。

  这次上访，从张小玉微博上透露的行踪可见，他们曾到一些部委门前举牌，也曾穿着“支持反腐”的文化衫出现在北京街头。像往常一样，他们曾被制止，按照焦作方面的通告所说，“受到北京警方训诫”。直到7月17日，张小玉夫妇被中站区政法委的一位副书记（女性），以及中站分局的一位民警从北京接回。

  这两人对张小玉夫妇表示，回去后政府就给他们解决问题。

  在老家，新房子还没盖完，儿子的婚事也迫在眉睫。这次两口子确实打算回家，他们收拾了几年来在北京居住的一些生活用品，带回来了好几件行李。

  一路相安无事。火车到焦作后，中站区李封街道办派了一辆面包车去接。但车没有将张小玉夫妇送回他们位于李封东会的家，而是直接开进了派出所。此时，大约是下午4点20分。

  据知情者透露，这不仅让张小玉夫妇感到意外，也让接他们从北京回来的两人感到意外。在派出所内，这两名接他们回来的公务人员还曾打电话进行过“协调”，但没有结果。这两人随即悻悻离开。

  就这样，张小玉夫妇由政府公务人员移交给派出所处理。而民警王军干，就这样被推到了双方僵持对峙的前沿。其后，围绕是否有传唤证、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张小玉夫妇和警方一直僵持着。

  目前，能确定的是，在此期间，并非如“通报”中传递的，张小玉夫妇一直在车上。这期间，许有臣曾经下过一次车。

  派出所门外40多米处的一家电动车商铺门口，有亲戚在当日下午四五点看见过许有臣，只匆匆打了个招呼：从北京回来了？许当时应了一声，就走了。

  那么，在许有臣重新回到车上，和妻子一起拒绝下车，到6时许命案发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警方尚没有公布。

 水果刀从何而来？

  被警方认定造成王军干死亡的是一把二三十厘米的水果刀。刀从何而来？警方认定刀是许有臣买来的。但辩护律师认为目前尚不能确认。

  7月25日，李金星、刘金滨、刘书庆、刘浩四位代理律师，分别会见了许有臣和张小玉。

  会见完毕后，许有臣的代理律师李金星在微博中发布相关照片，照片可见许有臣身上伤痕明显。

  就可能的刑讯逼供，律师们于7月26日向河南省公安厅提出控告。后者当天就给予答复：不存在刑讯逼供，当事人身上的伤是案发后抓捕造成的。

  刘书庆说，在会见张小玉时，张称自己当时对刀的来源及民警如何受伤并不知道。因为她和丈夫许有臣被要求分别从车门两边下来，她还没下来时出了事。辩护律师认为，除了水果刀的来源，此案还有多处疑情：如水果刀即便是嫌疑人许有臣自己获得，那矛盾是怎样激化的？刀是如何捅向死者的？伤口的深度？是否致命？有无其他病理诱因等。

  对律师质疑火化尸体过于匆忙等问题，河南省公安厅曾对律师们给予答复，称尸检的病历与记录已经留存，火化并不影响以后的重新鉴定。7月28日，记者联系河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士无果，但一位负责宣传的人士告诉记者，就相关疑问，可参加公安厅做出的公开答复。

    律师一度成为“嫌疑人”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非常震惊。其实这不管是对张小玉夫妇，还是死去的警察，都是一个悲剧。”7月23日，常玮平律师对本报记者说。

  常玮平是7月18日周五晚上从西安赶到焦作的。去年11月，张小玉因为上访，曾被焦作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今后张小玉委托常玮平向法院起诉行政违法，但焦作市中院至今未立案，也不给予答复。

  7月17日下午，张小玉曾给常玮平打去3次电话，据常律师介绍，除了第一次通话是讲她已从北京到焦作，如今在派出所外，其余两次都背景嘈杂，是她在用河南话向别人喊话。

  直到7月18日，常玮平接到许天龙电话，才知道张小玉夫妇因涉嫌杀人被刑拘，出于道义，他决定接受委托给张小玉担任辩护人。

  7月21日周一上午，常玮平到看守所要求会见张小玉被拒绝。下午，他再次到中站分局时，警方向他下达了《询问通知书》，要求他提供案发前和张小玉的通话录音。这样一来，常玮平的辩护人身份就要转化为证人。

  常玮平认为，自己作为辩护律师，对当事人有保密义务，职业伦理要求他不能成为警方的证人。但警方坚决不放他走，一直僵持到晚上10点多，中站警方向常下达《传唤证》，以“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为由，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从他手机中强行提取了和张小玉的通话录音。并在当晚半夜1点到凌晨4点，对他进行了讯问。

  从7月22日开始，包括陈泰和律师在内的国内多名律师到焦作声援常玮平，并接替常玮平代理张小玉夫妇涉嫌杀人案。目前，张小玉和许有臣各自有两名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7月21日到23日，律师们多次提出申请，要求焦作市中站分局乃至焦作市公安局回避办理此案。

  7月25日，河南省公安厅公开答复：刑诉法没有要求某个公安机关整体回避的情况，由中站分局立案侦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倒在信访冲突前沿的民警

  从焦作城区一直往西，穿过玉米田、老旧的铁轨以及那些低矮的灰扑扑的房屋，便到了朱村矿一带。朱村矿曾是焦作矿务局下属的四大矿之一。

  民警王军干的家就在这里。1982年转业后，王军干曾长期在朱村矿保卫科工作，后通过招考成为正式民警。

  王军干的家原来也是在矿上的棚户区。大约十四五年前，矿上修建住宅楼，王军干分到了一套，此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在邻居的眼里，王军干长得高大白净，不太说话，“面善”。他的妻子曾在朱村矿派出所户籍室帮忙，在2003年矿上“破产”改制后，办理了退休，女儿还在上大学。这个最基层民警曾经拥有的平凡日子，如今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

  7月24日，王军干的亲属婉拒了记者采访。事情发生后，王妻和女儿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至今无法见人。而邻居则告诉记者，王军干的父母都在农村，事发后他母亲就住院了。

  从王军干的家，坐2路车到城里，要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以及有些荒凉的田野。打车10块钱的车程，就能来到他生前所在的中站公安分局。如今，分局门口的LED显示屏上，还闪烁着一行红字：沉痛悼念王军干同志，打赢夏季争锋。

  7月24日下午，在访民张小玉夫妇所在的向阳社区，一位社区的工作人员感叹着，这事儿把两个家都毁了。

  “这是一起悲剧，不管是对上访者还是警察。警察已死，而张小玉夫妇可能失去自由，信访本来是行政事务，警察的生命却成了维稳体制最前沿的牺牲品。”常玮平律师说。

  在北京那间永远开着白炽灯的地下室里，张小玉和丈夫一边打工，一边写着上访材料。她很少买菜，每次都是坐646路公交车去新发地（北京的一个大菜市场），在那儿捡回的菜够吃一个礼拜。

  近十年来，因为父亲的煤矿承包案以及丈夫交通事故后没上班被单位除名的事，张小玉一直在上访。但也因为如此，她的生活悄然改变。

  一棵高大的老树，已结满了青梨子。像往年一样，没有主人收摘。不同的是，往年，主人是流浪在北京上访，今年，他们是被关在家乡焦作的看守所。

  梨树下就是张小玉夫妇的家。低矮旧房拆了一半，还留了一半供主人暂住，等待着一旁的新房子完全盖好，再搬进去。

  四层砖楼的主框架已经完成了，黑洞洞的窗户旁，贴着一个“福”字。那是给房子打顶那天，张小玉贴上去的。第二天，她就和丈夫出门坐火车去北京上访，再回焦作时，已是7月17日。他们成了杀死警察的疑犯，此后再没有回家。

    念佛也没能摆脱生活的魔咒

  这间被拆了一半的平房，只剩下三十多平方米。光线很暗，只有放佛像的地方是光亮的。

  54岁的许有臣专门在屋后加盖了这块地方，搭了一个小佛堂。光线从天窗洒进来，佛像上落了一层灰尘，前面供着香炉和塑料花。侧旁，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和一尊毛泽东的白色全身像并排立着。

  家里还有一个书架，上面也放了好几尊菩萨像，这是张小玉前些年开佛具店时留下的。菩萨们面对的，是一张摊满了上访资料的双人床。或许因为被警察搜查过，屋子凌乱不堪，唯一像样的电器是一台冰箱。

  许天龙说父母都信佛。父亲许有臣要早一些。大约1995年，父亲在附近的武陟县跑车出了车祸，撞死一个人，家里赔了20多万元，经济上一下子垮了。那时，父亲开始信佛，自己还画过一个佛像，小小的，如今还挂在门框上边。

  张小玉也信。2013年4月，纪录片导演张世和拍摄了她的日常生活。镜头里，她一早起来，先跪拜在佛像前，虔诚地念念有词。如今，在那些发黄的、积攒10多年的上访资料里，偶尔还会滑落出一张纸，是张小玉在上面抄写的“大悲咒”。

  但无论怎样虔心信佛，这对夫妇始终没能摆脱生活的魔咒。19年前的许有臣，因车祸欠下一条命。如今，按照目前警方的调查，他又欠下了一条命。那是警察王军干的命。

    一起陈年旧案

  在许天龙的记忆里，父母的面容总是带着愁苦。1995年，在焦作市公交公司上班的许有臣承包了一辆大客车，张小玉在车上卖票，不料两个月后，就出了事故，赔了一大笔钱。

  许天龙记得，小时候家里很少吃肉，也很少买菜，都是到家旁边的太行山脚下挖野菜。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张小玉开小粮油店、甚至还开了个小幼儿园，许有臣也买了辆新面包车跑运输，生活渐渐好了起来。然而，2004年12月，面包车又被一场火烧为灰烬。

  梳理张小玉后来的生活脉络，她的上访大约在这时候埋下了伏笔。

  据张小玉的自述材料，2004年12月30日，她和丈夫因生活困难去打听政府救济，经过信访局进去咨询，遭到冷落和推脱，丈夫因生气说了句难听话，被信访局里冲出来的一个男人扭断了手指……平时心气高的张小玉，从此种下了心结，开始在焦作向上面反映“问题”。

  2008年，张小玉的父亲张志安 去世。张小玉的上访之路从此升级。

  1992年张志安承包了当地东王封村一处煤矿。煤矿出煤时却招来别人眼红，村里认为煤矿不符合条件，叫来了安检人员检查，并要求转移承包合同，结果是，双方打了一场漫长的官司。

  那时的张小玉，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父亲的案子，是弟弟张四平跑的。

  张四平回忆说，官司打了一年多，终审算是赢了，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法官“并没有秉公执法”，父亲憋了很大的气。1995年的《焦作日报》，一篇题为《划了9个月的句号》的文章，称赞法官“善于解决矛盾”调解处理了张志安的这起煤矿纠纷。但张家至今把这个当做笑话来看。

  到了2008年2月，张志安病危。临死时还一直盯着放材料的柜子，张四平说，“父亲为这个案子死不瞑目”。2008年3月，张小玉的姐弟们签了一份委托书，委托张小玉为父亲的案子上访。对一个已经生效13年的判决申诉，这注定是一条几乎没有希望的道路。

  除了父亲的案子，张小玉的上访包括另一件事：丈夫因当年交通事故后没上班，被单位除名。

    因其上访当地一年多花费14万

  和所有的上访者一样，在漫长的申诉道路上，很多人其实已忘记了最初的上访原因。不断累积的屈辱、怨气、误解，再夹杂上情绪、执拗,以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的挣扎，让一开始“讨个说法”的心结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很难回头。

  “上访就是一个黑洞。好像给了你一个希望，但其实没有任何希望。”孙立勇是一位曾经的上访者，曾为举报水污染上访。屡屡碰壁后，他放弃了。转而去帮助别的访民。这次，他因关注张小玉案，也追随律师到了焦作。2007年10月，张小玉第一次到北京。她为人热心，有文化，很快在北京的河南访民中有了名声。一年后，张小玉和丈夫开始在北京租住，住在一个地下车库，在附近饭店或公司干保洁员，一边打工，一边上访。

  张世和用视频记录了张小玉夫妇在北京的地下生活：家是在一个小区车库的拐角，锅铲案板都挂在地下室的管道上，白炽灯永远地开着，张小玉一边和面，一边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2009年8月，张小玉因“非法上访”被处以一年劳教。在这份焦劳教字（2009）第112号劳动教养书中提到：自2007年10月以来，张小玉多次到北京“非访”，并多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

  张小玉成了中站区乃至整个焦作让政府最头疼的人。劳教书中提到：“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期间，李封办事处因张小玉到北京非访，所花费的直接、间接费用高达14万余元。”

  但这次劳教只执行了四个月，因张小玉被查出脑梗，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提前解教。可张小玉仍没有停下来。

  就这样，张小玉的“北漂”生涯，贯穿着劳动教养、行政拘留，以及驱离训诫这样的字眼。

    “黑监狱”

  在最近两年的上访中，张小玉的控告又多了一项新内容：2012年11月，她被从北京截访，直接拉回来关进了太行山里的一处民房，10天后才放出来。

  几个月后，张小玉和丈夫一起进山试图找到那处“黑监狱”，最终找到了太行山里桑园村的这处民房。并得到了在此干活的民工以及周围村民们的证实。前面所说的那位纪录片导演偷拍下了全部过程。

  “我在墙上写满了喊冤的字，是用方便面调料和着水写上去的。我刚被关进去的时候，因为被打，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镜头前，张小玉说。而当村民们证实“我们这里确实关过这样一个女人”时，张小玉突然情绪失控。她大声喊着：“这个女人就是我！他们把我关在这里！”村民们呆住了，都愣愣地看着她。多年的上访，张小玉成了当地政府的“老大难”。“717袭警案”后，当地政府在“平安中站”的官方微博上，曾发布过一个情况说明。从中可以看到，对张小玉关于父亲煤矿以及丈夫被除名事件的上访，政府一开始都予以回绝，认为已经得到处理。

  但执着、认死理的张小玉，其实已不再仅仅是为这些上访。她在上访中遭遇的拘留、劳教以及被截访的痛苦经历，成了她上访的更重要的新理由。

  李封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说，她感觉到张小玉比较偏执，有点“无理取闹”，“张小玉一来，我们上下班时间都不正常了，她跑北京，我们还得派人去接……”这位工作人员抱怨着。

  在李封街道办，负责信访的综治办只有两个正式人员。知情者透露，如果需要的话，地方一般会雇用临时人员，截访者，往往就是由这些人担任。

  “我没听说过她被关黑监狱的事情。”李封街道办的这位工作人员说。

    荒芜了的家园

  7月23日，看到许天龙回家了。一位给他家盖房供钢筋的乡亲找来讨债，如今，新房还欠着3000元的钢筋钱。

  张小玉两口子临走时说半个月就回来，结果一直没回来。“打顶”的人自己来拆除了水泥，但工钱还欠着。临走，张小玉对儿子说，这次去北京，看能不能解决点问题。她所说的问题，是指上次她被行政拘留之后，回家后发现3万元现金丢失的事情。

  儿子没见过这笔钱，但他相信母亲的话。家里盖房子借了不少钱。张小玉留在家里的一个小黑皮本上，记着盖房子的所有支出和欠账。其中一笔两万元，是另一位访民借给她的。而欠“小闺女”的5000元，是指欠儿子女朋友的钱。许天龙和女友是中学同学，恋爱多年，因家事凄凉，一直没法结婚。因此，张小玉夫妇急着想把房子盖起来。

  “小儿子都27岁了，还结不了婚，他们急。”许有臣的大姐许凤莲说。许凤莲还借了两千元给他们。

  其实，他们经年累月的上访，已多少有点影响了亲情。例如老人生病乃至去世，他们都不在身边，这也让兄弟姐妹们颇有微词。

  去年4月，弟弟张四平盖房子，张小玉专门回来帮忙，她心里觉得亏欠亲人们的。那段时间，她在弟弟家给工人做饭，出去买菜，在大灶前烧火。那是很多年来，她少有的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在她家门前，有一片菜地，长势很好，但不是她家的，很多年，他们都没有精力和心思，来打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邻居说，张小玉家很多年上访，日子一直过得不景气。他们平时很少在家，和邻居也往来不多，“关系马马虎虎”。

  儿子许天龙曾经在北京打工，和爸妈一起住在地下室里，母亲从来不买菜，每次都是坐646路车，到终点站的新发地捡菜叶子，回来就够吃一个礼拜了。或许是怕孩子受到自己的影响，张小玉很少在儿子跟前说起上访的事情，但儿子还是断断续续知道了。因为至少有两三次，她被打住院，还是儿子去给她送的饭。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可张小玉、许有臣两口子的感情倒一直很好。张小玉上访，许有臣这个不爱说话的男人，就一直陪伴支持着。

  “你的理想是什么？”在一段视频里，许有臣问妻子。

  53岁的张小玉回答：“流浪北京5年了，明年要盖起房子，回家就有地方住了。房子漂漂亮亮的，就像他四舅家的一样，到时候给孩子办个喜事，咱也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的呢？”她问丈夫。

  “我还能有什么理想啊。”许有臣说。这是在2013年4月，一个寒冷的春天晚上，夫妻俩的对话。经过了7月17日那个悲伤的下午，张小玉曾经触手可及的理想，如今看起来已是那样渺茫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