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1：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

从2003到2013年，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让张高平和张辉叔侄俩坐了10年冤狱。10年后，叔侄二人终于重获清白。走出监狱，失去10年光阴，命运和生活因此全部改变，而案件中牵涉的法律与逻辑更是让人无限慨叹。

审讯

尽管已经过去10年，张高平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天所有的细节。

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张辉开着大货车从安徽歙县去上海送货。当时正是“非典”时期，晚上9点钟左右，大货车经过县城一个“非典”检查站时被拦下。回忆当时的情形，张高平说自己正在后排卧铺上休息，车停下时他还让张辉快点开，结果有人爬到了副驾驶位置的窗边。“我一看是我认识的，他开出租车的，让我带个女孩去杭州，我还说我们去上海，到杭州都半夜了，不方便也不安全，他说没事，有人接，到地方把人放下就行了。”张高平说，在车上，他还跟女孩聊了一会，问她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搭大客车去杭州，非得半夜走。“她说自己是本地人，跟母亲闹矛盾，要去杭州打工，我听她口音跟我老婆很像，聊了几句，我就又去睡觉了。到晚上11点多钟我们下来吃夜宵，她说不吃，等我们吃完上车时候看见她在车里吃豆腐干。我们问她到底在哪里下车，她说到杭州西站，她姐夫到那里接她。我们开大货车，平时是不敢进市区的，到了杭州城外一个收费站，大半夜也不敢把她一个人扔在那，我就跟张辉说干脆进城把她送去西站。一路上也幸运，没碰到交警，到西站时候，没人来接她，她要下车到电话亭打电话，我把手机给她，帮她拨了号码，结果她姐夫又让她打车去钱江三桥。她问我从这里打车去要多少钱，我说至少五六十元。她又问我西站有没有旅馆，我还说你不下车看怎么知道有没有。她又不吭声了，也不下车。我想反正我们也要经过艮秋立交桥，那里离钱江三桥就很近了，打车也就10块钱，就说把她带到那里去。”

张高平说，到了钱江二桥附近的艮秋立交桥，他下车给女孩指了指路，女孩还问张辉要电话号码。“她从包里掏出个本子要我们电话，张辉给她写了三个号码，第一个是张辉的，第二个是家里的，张辉还问我的号码给不给她，我说‘给她给她’，就把我的号码写在第三位。”说了几句客套话分开后，叔侄两人从钱江二桥上高速，一路开到上海。

张高平的固定客户是歙县当地一家电缆公司，基本上专线跑上海送货。5月23日，张高平夫妇和张辉又去了一趟上海，卸完货后，张高平说，他去宝山区宝杨交警中队交了200块罚款，之后开车返回。晚上12点多钟，在那天晚上女孩上车的地方，交警把他们的车拦下来。“警察问我手机号码，我就报给他，他一听就说‘就是你就是你，下来下来’，我们就下车了。他很凶地让我们三个蹲下，双手抱头，我还说‘有话好好说，这么凶做什么’，他们不让我说话，把我带上一辆吉普车，我看是警车的牌照，当时以为是开车刮蹭了别人的车自己不知道，在车上我还问警察这车是不是三菱帕杰罗，但他们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们问我前几天是不是带过一个女孩去杭州，我说是，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张高平被带到县里的派出所，把他带人的经过说清楚了，第二天又被带到杭州西湖区刑警队。“我电话还一直响，我怕耽误客户的事情，想接电话告诉他们出了点事，让他们找别人拉货，警察也不让接电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张高平说。最后，他才知道他们那天开车带的女孩名叫王冬，被人杀害、赤身裸体地抛尸水沟。

“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把经过讲给警察听他们都不信，在刑警队里审了我几天几夜，用各种方式折磨我，不让吃饭睡觉，拿烟头烫，往身上浇冷水，把我按到地上让我闭上嘴往鼻子里灌矿泉水，往两个鼻孔里插烟，用毛巾蘸肥皂水往我眼睛里弄……”张高平说不下去了，掏出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在牢里面没有钱买烟，基本上不抽烟了，回来说起这些事，烦恼压力大，抽烟抽得头痛。”

在刑警队里受尽折磨，张高平还是不认罪，七天七夜做了两份无罪记录，之后他又被送进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开始有人软硬兼施逼他认罪。“看守所里的犯人打我，警察来说态度好、认罪就不会从严。我说我没犯罪，被牢头打得受不了，他们写好了犯罪过程给我看，让我抄，我不抄，他们又大打出手。第二天也是找各种理由毒打，到最后我都爬不起来，逼得没办法，只能抄了牢头写好的杀人过程。”张高平告诉本刊记者，他把牢头写的原稿偷偷藏起来一张，第二天提审时候告诉警方自己是被逼迫的，还把原稿给警察看，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回到看守所，他又被牢头毒打惩罚，受到更严苛残酷的对待。“牢头让我每天晚上抓50个蚊子才能睡觉，我拖着脚镣走来走去，全都是血。”他说。

从那天被警方带走后，张高平和张辉一直被分开审问，叔侄俩的遭遇差不多，同样的刑讯逼供，同样的手段。唯一不同的是，张高平并不知道逼迫自己抄下认罪书的犯人是谁，而张辉则知道逼迫自己的人叫袁连芳，这个名字在判决书里多次出现，终于在几年之后引起了律师朱明勇的注意。

判决

张高平和张辉一遍遍地告诉办案人员整件事情的经过，在张高平看来，作案时间对不上就是证据之一。“我们开车带了她那么多长时间，要害她早就动手了，怎么可能在她要下车的时候才动手呢。”张高平不断地向警察解释，“只要查下进出杭州两个高速路的监控录像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尽管两人多次提出要求，但是，在可查阅的卷宗里，没有任何警方调取录像的记录，而当年他们的辩护律师王亦文以律师身份前往沪杭高速路口调阅监控录像时，却被管理员告知，录像超出了两个月的保留期限，已经被销毁。

监控录像看不到，但是杭州法医对王冬的DNA检验报告出来了。在王冬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的DNA谱带是由死者与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排除了由死者和犯罪嫌疑人张辉或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张高平当年的律师王亦文说，这表明王冬和张高平、张辉分开后，遇到一个陌生男性并遭到奸杀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当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两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这一次，张辉的二审代理律师阮方民和李华则在辩护词中质疑：如果张辉是强奸者，他就是王冬死前接触的最后一名男性。既然公安机关能够从王冬的指甲中检出更早时间另一名男子留下的DNA，为何不能从中检出在最近时间里张辉留在她指甲内的DNA？

尽管证据明显，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地没有逆转，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写的是：“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2004年10月19日，判处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高平15年有期徒刑。听到判决结果，张高平哭得瘫倒在地上。他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坐牢，判我无期徒刑的时候我都没有哭，我以为我会被无罪释放，可是DNA结果都证明我们不是凶手，还说我们是凶手，还被判刑，心里实在接受不了，太痛苦了。”

牢狱10年

二审结果出来后，张高平被关进浙江省第二监狱，张辉被关进浙江省第四监狱。

张高平说他在监狱里不断喊冤，不服从狱里的各种管教，不断写信申诉。“我从来不认罪，监狱里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比如说犯人见了警察，要说‘罪犯谁谁，犯了什么罪’等等，我从来不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说？监狱里要求学唱《改造歌》、《感恩的心》手语歌，背38条，我也从来不做，打我也不做。”他固执坚持，告诉警察他没有犯罪，请警察帮他申诉，写各种各样的上诉材料。在浙江省第二监狱待了一年后，2005年，张高平被调到新疆石河子监狱。

“在新疆，出工的时候要唱歌，什么犯罪教训永远要记牢，我不唱。抓我到管教室，问我为什么不唱，我就跟他们讲我的经历，新疆人不知道杭州到上海的路线，我让家里人寄过来地图，对着判决书和地图讲给警官听。在监狱里干活，任务完不成要挨打，牢头狱霸也打人，逼急了我就逃跑，这是监狱里最头疼的事。冲过警戒线就算逃跑，我知道根本跑不掉，但是我这样做是要告诉他们，是你们逼我的，打我打到受不了我才会这样。逃跑是要加刑的，第二天把我送到严管队里，队长问我为什么逃跑，我就讲给他听，说我不想减刑也不想加刑，是逼急了没办法。我要保重身体出去申冤，不能死在这里。”张高平说。他在监狱里对管教自己的警官和打他的牢头狱霸说：“再打我，我就逃跑。”“因为犯人都是想减刑的，他们打我，我逃跑，第二天有人来调查，他们就减不了刑了。”

张高平的行为让监狱管理者头疼。“我确实很不服管教，我想着能让他们注意我，知道我的冤情，帮我申诉，在行为上也确实过分，他们收拾我也是应该的。”他最终因为不服从管教进了严管队，吃尽苦头。他说，为了告诉警官他不是怕干活才不服管教，在零下30摄氏度的晚上干活，从凌晨2点干到第二天10点，干了3年，后来警官就知道可能是真的有冤情。“有的干部心眼好，就劝我说，‘张高平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这里条件太苦了，你赶紧减减刑出去吧’。”他终于忍不住，埋头哭起来。

张高平说，在监狱里近10年，他从来都只跟大哥张高发一个人联系。“除夕晚上打电话，他女儿站在我旁边，他都不跟女儿说话。”张高发告诉本刊记者。而张高平却说：“我能跟她们说什么呢，说爸对不起你们？可是我没有干坏事，我以前大年三十都在开车想让她们过上好日子，说我没对不起你们，可我没能把她们抚养成人，还搞个罪名到家里，孩子上学都上不进去。我刚进来的时候，家里人给我寄了她们的照片，她们那么小那么可爱，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了，我看见了受不了，让人把照片退回去。”知道家里没钱了，他不跟家里要钱，只花每个月国家发的10块钱零用金。“这么多年，我没吃够5斤肉半斤油，肚子没吃饱过，汶川地震的时候还捐了20块钱。我心不坏，心不坏的人不会干坏事。”张高平说。

2005年，勾海峰因为杀人被抓，当年4月27日被判处死刑，看到消息的张高平怀疑真凶就是勾海峰。“也是在江干区出的事，抛尸地点离那次很近，作案手法也基本上相同，我就在心里想是不是他。我当时就跟警察讲，还打电话、写信给我哥哥，叫他们去看看勾海峰有没有做DNA鉴定，如果做了，跟那个女孩子指甲里的DNA对上了，就知道我们是无罪的了。但是，最终也没有回应。”张高平说。

他在监狱里不断申诉，在遭受各种侮辱和拷打的时候保重身体，希望有一天能重获清白，但是有一次却差点放弃。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法制节目“无懈可击”，采访了负责此案的警官聂海芬，称之为“女神探”。张高平并没有看到节目，但是看到节目的警察和犯人找到他。“说我的案子成了铁案，还说我整天喊冤，没用了，本来不相信我犯罪的人看了节目也相信了。我当时真绝望了，不想活了，想自杀，那时候我们在新疆红山修水库，我想跳下去，监狱里派人24小时看着我，还叫警员帮我写申诉材料安慰我，怕我邮票不够寄不出去，贴了很多邮票，还让好心的管教偷偷打电话回家帮我问是不是真的有‘无懈可击’这件事。”张高平说，他在牢里这样给自己宽慰：“我研究各种各样的杀人案，赵作海、聂树斌的案子我都知道，有时候自己安慰自己，聂树斌比我还惨，他到现在都还没平反。监狱里犯人挖苦我，我还说刘少奇还冤死在开封监狱呢，彭德怀，都是大将了还被人搞死。没办法，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在牢里要乐观，我比他们还是幸运的。有时候甚至觉得如果没有10年牢狱之灾，也许开大货车出事故撞死了也说不定。”

而张辉在监狱里“服从改造，表现良好，得到减刑”，但是他也在不断地申诉。对此，张高平说，张辉跟他不一样，“他还年轻，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旦不能洗脱罪名，要争取减刑早点出来接着申诉”。他还告诉张辉在牢里好好表现，不要被调到新疆来，条件太差。但是，2008年，张辉还是被调到了新疆库尔勒监狱。说起在监狱里的生活，张辉重复了好几遍“人间地狱”这个词：“太痛苦了，不敢再去想，想家想父母，打电话听到母亲哭就受不了，夜里睡不着觉，就干活干到很晚很累，这样躺下来就能睡着。”向本刊记者说起在监狱里的10年，张辉一直强忍着眼泪，摇头叹气。

在监狱外的张高发也奔走了10年。“最开始带着弟弟的两个女儿去北京上访，没有钱，睡过大通铺，睡过天桥底下。后来我自己继续上访、申诉，去北京和杭州，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因为家里人要吃饭，农闲的时候就去上访。”他说自己每次寄信都是寄六封，“法院、检察院、政法委、人大、公安部都寄过”。他保存着这么多年来的火车票、汽车票、挂号信回执，厚厚一沓，还有一柜子的申诉材料。“我自己不会写，花钱找律师帮我写好了再往外寄。”张高发说，这10年他在申诉上访上花费了十七八万元，“包括找律师、车费，还被人骗了一些，当时说能帮我解决”。

转折

张高平在新疆石河子监狱里不断申诉喊冤拒绝认罪减刑，引起了当地检察院的重视，把张高平的申诉材料寄往浙江。一位张姓检察官看到杂志上马廷新的冤案，看到了袁连芳的名字，发现跟张辉的认罪材料里是同一个人，就跟张高发联系，让他去找马廷新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

从2008年开始，张高发找了两年才找到朱明勇。2010年11月25日，张高发终于见到朱明勇，他说：“我拿着朱律师的名字让人家帮我找，一家一家地找，最后才找到了，朱律师在郑州，我就从北京又买了票到郑州，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朱律师忙完之后过来找的我。”朱明勇告诉本刊记者，见到张高发的时候，他背着一个火腿，穿得破破烂烂，住了个小旅馆，门都锁不上，两个人在房间里都没地方站。“我说住在这里太不安全，门都锁不上，就换了个宾馆给他开了个房间，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钟，他一直说冤枉，把信和申诉材料给我看，我也发现了证据——排除了他们作案的DNA证据，张高平在监狱里坚持不认罪不减刑，张高发又费尽周折找到我，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大的冤情。”朱明勇说，“还有，袁连芳在马廷新的案子里就作为证人出现过，又出现在这个案子里，很巧合，我很好奇，再加上张高发找了我两年，很辛苦，也是缘分，就接下了案子。”朱明勇说，看到张高发的打扮和他带过来的火腿，就知道他家里没钱了，决定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而这也解决了张高发的大问题，他说：“我以前也找过一个大学老师，还是歙县人，开口要20万元，后来我准备回家卖房子凑钱，他又不接这个案子了。朱律师没要钱，如果要钱的话我们也给不起，可能案子也翻不了了，我们很幸运。”

朱明勇告诉本刊记者，接手案子后，他开始一系列的工作。“我们先去查询当时申诉的情况，从2003到2010年我们介入，之前的申诉连登记都没有。于是我们重新申诉立案，去查询袁连芳的一些资料，包括他减刑的理由、时间，互相印证，发现袁连芳在两个案子里都因为协助公安机关破案而减刑。我们从袁连芳这件事上敲开了口子，以为有希望了，但是递出去的申诉材料2012年整整一年也没有消息，直到今年春节前才收到再审通知。过年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从新疆接到了杭州，我们觉得有了一线希望。”朱明勇说。但是，这时候，浙江萧山又出现一起类似的杀人案，这让朱明勇很担心。“我们担心事情又拖下来，因为按照官方的思维，短时间内连续出现事故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媒体关注多，网上有很多信息披露出来，我们担心这会给法院造成太大压力，施加压力过大的话，我们担心他们将错就错不管了，那是非常煎熬的一段时间。”

今年3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跟朱明勇协调怎么开庭，又有希望了，但朱明勇坦言当时还是有不放心的地方：“一个案子是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推进的，这个案子没有在该立案的时候立案、该再审的时候再审。本来申诉半年就应该给个结果了，行还是不行，但是2010年再次申诉，过了两年都没有结果，很担心是不是因为触动了太多人利益，案子才会这样。”

直到3月26日，案件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才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这起10年前的冤案才最终尘埃落定。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侦查机关使用张辉的同监犯袁某某采用类似的方法协助公安机关获取张辉的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经再审庭审查明，本案中存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形。再审法庭已依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上述证据等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在朱明勇看来，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案子，2004年DNA检测结果不符，找到证据，排除他们就可以了。但当时找不到真凶，那就找你，你不是凶手也是，你不是我们就破不了案，这个逻辑就很吓人了。后来真正比对出DNA，也锁定了真凶。”朱明勇说，如果2003年不存在刑讯逼供和“狱侦耳目”的不当使用，张辉、张高平就不会被追究；2004年，如果死者指甲里的DNA鉴定结果能够得到法院重视，也可以纠正错误；2005年，勾海峰案出现后，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部门去复查比对DNA，也还能及时纠错；2008年，袁连芳浮现，新疆的检察机关建议浙江省检察院抗诉，如果及时抗诉，本案也能早点纠错。“在张高平和张辉的案子里，非法证据一排除，就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再审判决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他说自己一直相信最终能够获得清白，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认为“最终还是要靠公检法来平反，党的政策是很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人”。他说如果没平反，他从监狱里出来也要继续申诉，他甚至想到了出来之后申诉被压制的应对措施：“我会写好遗书自杀，告诉社会我是冤枉的。”所幸，10年之后，他们终于清白，从狱中解脱。

被改变的生活

案子宣判前一天，张家的十几个亲戚朋友就赶到杭州。法官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释放的时候，两人只有一句：“终于清白了。”张高平咬着嘴唇忍住眼泪，张辉则眼含热泪一言不发。家里亲人朋友组成车队，开到杭州迎接他们回家，走到歙县县城，就开始每走一段停下来放鞭炮庆祝，到村口的时候，村里老老少少出来迎接。亲戚朋友给张家送了价值几万块的烟花爆竹，从两人回家那天起，张家连续三天宴请宾客，连放三天鞭炮烟花，门口红红的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张家的亲戚朋友聚在张高发家里，热闹非凡。

回来后，张高平就住在哥哥张高发家里，他家的房子多年没有人居住，已经废弃了。本刊记者随他到老房子里，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二楼的衣柜里还挂着一些衣服，地上散乱地堆放着杂物，张高平一直叹气，“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当年他只有38岁，前妻的两个女儿一个12岁，一个9岁，第二任妻子也怀了4个月的身孕。他在歙县跑运输，出事前开的那辆车是他的第五辆车，花了20多万元买到手，有固定的客户，事业做得风生水起，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元，还准备在县城里买房子，方便拉货卸货。虽然在农村长大，张高平说自己很早就跑个体，没干过农活。“早餐都去外面吃，人家夏天晚上还在干活，我们就已经吃完晚饭，当时流行踏板摩托车，我们家三辆，吃过晚饭全家骑着踏板摩托车去城里逛街吃夜宵。我老婆打扮时髦，出去买菜怕晒，都是太阳镜、披肩，家里人都看不惯。”张高平说他自己当时也追求潮流，在以前留下的照片里，他头发浓密、穿着白衬衫西裤皮鞋，干净整洁，神清气爽。他一直希望女儿有出息，把成绩好的大女儿送去城里读书，希望她能出人头地。张辉当时只有27岁，跟着叔叔张高平跑了好几年运输，2002年定了亲，准备2003年底结婚。

可是，出事后，张高平的妻子打掉了孩子，去监狱里跟他离了婚，“给小孩织了一半的毛衣就扔在我房子里的地上”。张高平不再年轻，他的头发都掉光了，蹲着吃了10年饭，突然坐下吃饭，反而不习惯了。在监狱10年，他身体变差，眼花耳鸣头晕，夜里睡不着觉。两个女儿当年跟着大伯张高发去北京上访，睡过天桥底下，睡过大通铺，从北京回来后，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2009年奶奶去世后，姐妹俩就跟着大伯家一起生活。成绩好的大女儿张玲玲初中毕业后不再念书，“虽然考上了高中，但是家里条件太差”，她去了湖州织里做学徒，第一年没有工资，每天从早晨9点钟干活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小女儿张九妹念到初二也辍学了，也去了姐姐上班的工厂，成了流水线的童工。后来因为湖州织里厂发生火灾和骚乱，家里人担心安全，她们就回到老家，在县里的服装厂上班，从早晨7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每个月挣一两千块钱。

张辉出事后，她的女朋友就再也没有联系。回家后，亲戚朋友开车带他出去玩，他说，已经完全不认路了，“变化太大了”。坐在车里，偶然经过一座村庄，他指着说以前的女朋友家就在那个镇上。侄女挽着他的胳膊，他也会说以前女朋友也喜欢挽着他走路，但是长得比他高，“我让她走在我前面或者后边，但是她就喜欢挽着我”。他偶尔会感叹一句自己10年的青春没有了。脱离社会太久，他自嘲已经落伍、被社会淘汰了。

张高发以前家里条件不错，养猪，还开着烧砖窑，出事前，打算给儿子张辉也买辆大货车。出事后，计划都搁浅了。因为无暇管理，他关掉了砖窑厂，前些年挣到的钱都花到上访申诉上，村里人纷纷修建起新房子，他家里的房子没有任何变化，简陋破败，10年来没添置一件家具。

但张高发一直说自己10年来没这么高兴过，咧着嘴笑，可是聊起以前的事，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浙江省高院的领导给他打电话道歉，谈到赔偿的事，张高发在电话里底气十足，说不是为钱。“赔偿该多少是多少，不要以为我们安徽人穷想多要钱。但要把当年害过我们的人抓起来惩罚。”他说。

这也是张高平、张辉和张家所有人的想法。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无辜者计划：案件总结】

罪名：强奸罪，故意杀人罪

冤案因素：刑讯逼供

蒙冤时间：十年

最终判决：无罪释放

平反原因：当事人及其家人积极申诉+检察官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