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6日，我国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森林火灾，史称“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以下简称“火灾”）。

　　有关这场火灾的全过程，国务院当年向全国人大委员会的汇报材料中这样写道：

　 　“火灾来势很猛，东、西两线同时起火。在西部，5月6日起火，到7日晚刮起了八级以上大风，5个小时火头推进100公里，铁路、公路、河流，甚至500 米宽的防火隔离带都阻挡不住。一个晚上就烧毁了西林吉（又名漠河县，政企合一）、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所在地和7个林场、4.5个贮木场。当天夜间，东 部塔河县盘古林场的火势也迅猛异常。到8日，西部漠河、东部塔河县境内已分别形成面积为30万和20万公顷的大火海。此后，火势继续蔓延。经过25天的顽 强扑打，于6月2日彻底扑灭。”

　　火灾损失——“令五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五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方才扑灭”。“大火烧过了100万公顷土地、焚毁了85万立方米木材”，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起火原因——“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

　　正是从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开始，许多官员和普通人的命运发生了变换：

　　“火灾”后，林业部部长杨钟被撤职；大兴安岭行署专员邱兴亚、书记李春贺等11名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此外，还有7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刑事处罚。

　　其中，庄学义，因“玩忽职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原图强林业局局长，也是“火灾”判刑级别最高的官员，最为引人瞩目。

　　而熟知内情的人说，“那是一个大冤案。”

庄学义和妻子　图/姜晓明

想干事的林业局局长

　　庄学义是大兴安岭的第一代拓荒者。震惊中外的火灾发生前，45岁的他已在大兴安岭工作了22年，刚刚担任图强林业局局长三年的他，正思谋着如何再大干一场。

　　担任汽车队队长的时候，这位“文革”前从南京林学院林业机械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就创造性地发明、引进了“高寒地区冷车启动”等3项科技成果。

　　提拔为林业局局长、总工程师后，作为黑龙江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系统工程在林业应用上的课题组组长，庄学义将系统工程的理论，真切地应用在了林业生产、建设上。

　　图强原来有条老街道，是条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横流，职工们形容说，“晴天自行车驮人，雨天人驮自行车。”

　　庄学义上任后，让林业局掏钱，修建了一条水泥大马路，号称“兴安第一街”。后来经过历届局领导的完善，成为图强一景，而肇始者，就是庄学义。

　　此外，他还为职工们建起了家属楼，一改过去都是平房、帐篷的格局，另外的一批公寓式活动板房，里面带暖气，可以活动，非常适合林区工人。还有10项免费服务，如幼儿入托、残疾儿童免费读书、职工家属免费乘车、洗浴等等。

　　与一般当官的不同，手下有着一万多名林业职工的庄学义，待人随和、没有架子。

　　出差按照级别，他（正处级干部）可以住单间，但他从来都是和下属住一起；下属办错了事，也不训人，而是“和气得像个教授，指出你错在哪里”。

　　这当然是他的领导艺术，也是他本性善良——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任女知青连连长的时候，女孩子们哭了想家了，他都要跑过去安慰，生活上遇到困难，他都要进行指导——连半夜起来小便，庄都要嘱咐这群来自南方的姑娘，不要光脚出去，以免冻伤。

　　庄学义麾下的图强林业局不断出彩——7项经济指标名列战线之首，被林业部授予“企业整顿先进企业”；年利润超过1000万，为全国林业系统内唯一的一个；图强林业局辖区内还连续10年没有发生过森林火灾，被林业部授予“护林防火先进林业局”。

　　有一次，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这样表扬庄学义：我想到的，你们做到了，我没想到的，你们也做到了……

　　不出意外的话，被大兴安岭地委列为首批后备干部的庄学义，本来完全可以在仕途上前进一步，或者几步。这也应该是庄学义“支边”时的最初意愿——在更大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能力。

拓荒者

　　1965年的时候，当毛泽东“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号召响彻中国，在南京林学院读书5年的庄学义正在考虑自己的毕业分配问题。

　　作为全年级唯一的“三好学生”，而且还是“优秀共青团员”，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报名参加林业部分配给南京林学院的35个支边名额，成为其中的一员；再就是留校教书。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有为青年一样，23岁的庄学义最终选择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边疆。

　　这个决定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哥哥姐姐很早参加革命，老母亲跟随大姐生活，家庭氛围的熏陶，使得庄学义从小便对党和新中国抱有一份感激：“就是觉得党培育自己这么多年，学成之后应该报效祖国。”

　　“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想法”，庄学义和同班的10多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北行的列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9月的天，南京还很热，北国已经开始寒冷——列车到了齐齐哈尔的时候，庄学义已经“冻得直哆嗦”，托运的行李还没到，“又被冻了几天”。

　　当时，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齐还没有通汽车，庄学义这批拓荒者先在鄂伦春组建了“筑路筹备处”，招了500多名工人，在筑路之前，先让他们进入技工学校学习。庄学义担任这批学员的政治辅导员。一年后，他跟随这批学员进入筑路的第一线。

　　“那是我出校门后的第一次碰钉子。”庄学义说，按照他原先的想法，应该是学员表现好，才能安排得好，后来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学员拉关系、走后门，被分到了好部门，而另外一些同学则求告无门。

　　这让他感到愤怒，向领导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不仅没有扭转局面，自己反而被指责为不尊重领导，下放筑路队进行锻炼，工作是开推土机。

　　你当时会开推土机吗？记者问。

　　“当然，我学的就是林业机械。”

　　庄学义在筑路队干最脏最累的活，尽管“一干一身汗，一停就发抖（天气寒冷）”，他并没有觉得有多苦。这符合理想主义者的特征。

　　他和同事总是走没人走过的地方，而且常换——一段路筑好了，就又向前开进了。吃的是高粱米，没有新鲜蔬菜。有一次，三个月见不到一滴豆油，干活都没了力气。

　　正因庄学义和他的同事们的埋头开路，亘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莽莽林区深处开始有了固定居住区，有了炊烟袅袅，有了欢声笑语。

　　1970年，已经在图强安营扎寨的开发大军，迎来了第一批浙江女知青。领导看庄学义忠厚老实，便让其担任有228名成员的女知青连的连长。

　　那时，图强还没有建筑物，住的都是帐篷，而女青年泪水多，哪一天有一个帐篷哭起来，很快就会哭成一片，庄学义就要赶快跑过去安慰。

　　当然第一重要的是，要教会这帮来自江南的女孩子，如何在零下几十度的高寒环境下生活——有的女青年冬天到大河里面去洗衣服，将冰敲一个洞，直接在里面洗衣服，结果手被冻肿了；进了帐篷，抱着大炉子想暖和一下，手又被烧伤了……

　　后来铁路通了，建材能运进来，庄学义又领人造房子，原本不是学建筑的他，创下了“200多人一天建成200多平米红砖房子”的奇迹。

　　1973年，他将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图强，没想到因为图强没有站台，爱人抱着孩子跌了一跤，结果一顿好吵。

　　庄学义是在老家连云港找的媳妇，“当时为了老婆能死心塌地跟自己过来，还不能说实话，就说那里挺好的，山清水秀。”

　　居家过日子头一年，他看到别人家的窗户缝上贴纸条，觉得稀罕，后来才发现没有贴缝隙的自家屋内，冷得像冰窖，赶忙找草帘子挂上。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工作出色的庄学义逐渐进入领导视野，先后出任图强林业局车队队长、机电科长、副局长等职务。1984年，出任图强林业局局长、总工程师。

　　但他的书生意气并不因为职务升迁而改变多少。一次，承包林业局企业的某职工为了不当得利，给他送了1000元钱（20多年前，1000元相当贵重）。事后，他令该人将钱取走。后来，此人到处扬言，庄学义软硬不吃，我要告他；另一次，他自己不收钱，竟然让局党委书记将到手的500元钱也吐出来，很是让人尴尬。

突如其来的大火

　　这是命运的吊诡之处——庄学义本来是有机会逃脱灾难的。

　　火灾前一天——1987年5月5日，庄学义刚从省城哈尔滨开会归来。本来，这位局长“有机会到外地逛几天”，但单位有一笔大批量造纸材料生意需要洽谈，会一开完，事业心很强的他便匆匆赶回。

　　第二天，5月6日，上班的他和同事看到图强西方的漠河有些烟，后得知是漠河县（即西林吉林业局，位于图强林业局西20多公里处）林场起火，出于防火的考虑，庄学义和同事去巡视了自己辖区内的森林，没发现火情。

　　5月7日，庄学义让手下的人和漠河县方面通电话，要求帮助对方打火：“怎么样？你们能不能顶住？不行，我们派人！”

　　“没事，我们控制住了！”对方很自信。

　　庄学义记忆深刻的是，那一天，图强林业局给漠河打了三次电话，一再问“需不需要我们去人？”结果都是“问题不大”、“火已经控制住了”之类的答复。

　　实际情况是——5月6日，漠河下属的河湾林场、古莲林场起火，经过一夜英勇奋战，至7日上午火势基本被控制住，但明火灭了，剩下的火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

　　漠河的官员们也忽略了大兴安岭气象台前两天的天气预报：5月7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23度！

　　当晚7点45分，庄学义接到了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的紧急电话。邱兴亚告诉庄学义，漠河方面电话已经中断，火情可能比较严重，他要求图强派消防车全力支援漠河；腾出空房子，做好接待漠河灾民的准备。

　　接到上级的命令，庄学义和局党委书记迟仁太打了个招呼，说了邱兴亚的两点指示，然后喊上防火办主任，从公安局调了两部消防车，向漠河方向驶去。

　　车行到“九拐处”（地名）时，庄学义下车远眺，发现漠河方向“红彤彤一片”，大火可能正向图强林业局辖区内的育英林场（位于漠河和图强之间，为图强林业局的辖区，厂部所在地为育英镇）扑来。

　　许多亲历者事后描述那场大火，脸上都带着恐怖的表情：八级以上的大风，一团又一团的火焰，高达几十米的火头，树木“噼啪”作响——水分被瞬间烤干，然后“呼”地一下，整座林子开始燃烧。

　　更可怕的是，大火的速度——“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在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压热流中，以每秒15米的速度肆虐……”

　　许多人开始看到天边发红，很快变成一片火光和烟雾，同时感到空气的炙热，等火头来了，转身再想跑，已来不及，没等掉头跑多远，已被火魔吞没，剩下在烈焰中煎熬挣扎、呼叫……

　　国务院在向全国人大委员会汇报的材料中，这样写道：“5个小时火头推进了100公里，铁路、公路、河流，甚至500米宽的防火隔离带都阻挡不住，一个晚上就烧毁了西林吉（又名漠河县，政企合一）、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所在地和7个林场、4.5个储木场”！

　　那一晚，8点半左右到达育英镇时，“大火已经吞噬了三分之二的育英镇”，因为庄学义事先电话通知，他要来，所以育英林场副场长曾凡金（该林场没有场长，曾凡金主持工作，为育英林场的防火总指挥）在门口焦急地等他。

　　“赶紧用广播通知群众转移。”庄说。

　　“广播早坏了。”曾回答。

　 　庄学义立即部署曾凡金在街上喊话，同时组织人员，指挥群众向开阔地转移。进林场调度室后，他开始给林业局党委书记迟仁太打电话：漠河的大火已经到了育 英，赶紧把图强的男职工组织起来打火（灭火），妇女孩子都疏散到河套去（图强镇附近的河湾）。到门口，看到火太大，庄学义再次操起电话：不要过来打火了， 男的也都疏散到河套去！

　　那时，综合厂在燃烧，储木场也在燃烧，大火还在向铁路东面发展，随时都可能吞噬育英镇，所有的人都逃，哭声、喊声，响成一片。

　　庄学义也没见过那么大的火，他观察了一下火情，“当时就考虑，育英已经大部分着火了，而火头正沿着公路两旁扑向图强，图强有1万多人，还有5个林场，比育英更重要，应该返回图强。”

　　在呆了近20分钟后，庄学义离开育英镇，边组织群众疏散边向图强方向赶，在这个过程中，他碰到了曾凡金，曾正骑摩托车往图强赶。庄连忙吩咐：“你骑摩托车快，赶快先去图强向迟仁太汇报，抓紧组织人员疏散！”

　　没走出多远，一辆抛锚车将路堵死了，几百名群众和10多辆汽车都挤在那里，司机在不停摇车，或许是火太大缺氧的缘故，车老是不着。庄学义当机立断：把车推到沟里，让开路，群众先转移！

　　等几百名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大火已经包围了庄学义的汽车。庄学义只好让司机踩着油门，“不然一旦熄火，就再也启动不起来了”，闭着眼睛冲出了火场。

　　庄学义说，幸亏他懂得机械原理，不然根本逃不出来，一路上，顶着大风吹来的火炭（烧红的树皮），情形惊险万状。

　　“我那时心中很坦然，觉得这火不是图强引起来的，放火的才有罪，救火的有功……”

人为横祸

　　9点20分左右，庄学义回到图强，但是他电话传达回来的“赶紧疏散群众”的指示并没有执行，因为“广播没电”。

　　庄学义立即让人用备用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发电，广播告知居民立即疏散到河套去；另一方面又派人到没有广播的“四连居住区”（地名）通知疏散。

　　那时，距离他在育英林场时的报警，已经过去了40分钟。结果，在这个四连居住区，大火烧死了40多人，有一家7口人全部葬身火海！

　　出办公大楼前，稍稍镇静下来的庄学义，让人给阿木尔林业局打个报警电话（阿木尔位于图强的东方，大火在8级西风的劲吹下，一路向东推进）。

　　很快，大火吞噬了图强镇……

　　由于镇上面可燃物并不多，等迅猛的火头过去之后，庄学义立即组织疏散到河套的员工打火，接着是灾民的救助、吃饭问题，还有疏散妇女儿童等等。

　　他的这些工作，得到了后来亲临现场的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长的肯定。

　　可是，他没觉察到，噩运正悄悄临近。

　　原来，以前被他拒贿的那个人，由于和林业局发生纠纷，起诉林业局被法院驳回，大火过后的第二天，他就跑到庄学义办公室叫嚣：上次没告倒你，这把火一定把你整进去！

　　“那时候，正忙着救火、组织人员疏散，哪里有功夫去搭理这样一个人。”庄学义说，他万万没有想到，5月7日夜间起源漠河、非人力所能扑救的大火，竟会被一些人利用，成为了他指挥不力的罪责。

　　多年后，庄学义了解到，当年正是这位王某，盗用图强林业局全体死者家属之名，写信到中央，说“庄学义不在现场指挥，让消防车给自己让道结果砸死人，见死不救、家有黄金”等等。

　　在“火灾”刚刚过去，反思、问责声响成一片，社会的大舆论急需人出来承担责任的情势下，这封控告信对于庄学义简直是灭顶之灾——国务院一位领导批示：“如调查属实，严惩不贷。”

　　调查由原大兴安岭纪委书记张振玉牵头，针对庄学义展开。

　　后来，尽管没有发现诬告信上所写的内容，但调查组却认定，对育英的损失，庄学义“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6月24日，庄学义被“停职反省”。

“玩忽职守”？

　　庄的停职，引发了许多当晚曾和庄学义共赴生死的职工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庄在5月7日晚上，并没有过失行为——以王全福、任天寿、周万才等人为代表的图强林业局90多名职工，开始联名向黑龙江省委上书，为庄学义鸣不平。

　　图强林业局法律顾问贾世英则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走访大量当晚目击者，还原事情真相，并录了音。

　　然而，黑龙江省纪委第二次竟然派出和第一次相同的调查组，结果，得出结论与第一次相同。“本来第二次调查，我提出了回避，但上级领导还是派我去，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原调查组长、大兴安岭纪委书记张振玉这样解释。

　　8月7日，庄学义被撤职、开除党籍；9月21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庄，更以“玩忽职守罪”被大兴安岭检察机关逮捕。

　　大兴安岭检察院指控庄学义：

　　“在大火即将吞噬育英的严重时刻，除到林场办公室外，既没有用电话与当地其余三个科级单位联系，也没有亲自去各单位组织部署抢险救灾而匆忙返回图强。”

　　“见育英地区防火总指挥曾凡金脱离指挥岗位，骑摩托车驮人向图强方向逃走时，理应制止，令其返回育英组织指挥群众疏散与抢险，而其相反，却令曾快去林业局找迟书记报告火情。”

　　“由于庄学义上述失职行为，致使育英地区职工群众在‘五·七’火灾中，失去组织领导无人指挥群众抢险和疏散，损失惨重……”

审判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庄学义依然记得，自己是昂首挺胸、面带微笑地步入法庭的——他相信自己的清白。

　　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从他作为最早的林区拓荒者讲起，为大兴安岭招聘了一批建设骨干；为大兴安岭开辟了公路网；大兴安岭8个林业局，他参与了3个的开发和创建……旁听的女同志不禁潸然泪下。

　　他当年的辩护律师池英花回忆，这辈子，她再也没经历过那种场面——“开庭的时候，居然有群众排了百人的队伍夹道欢迎我们进入法庭。”

　　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也是当时的辩护律师，他向记者回忆说：“审判庭是在一个大的电影院，人山人海，庭审时我的辩护词让大家不断地鼓掌，结果法官居然宣布，谁再鼓掌就把谁押出去！就那样也没能阻挡人们的热情。”

　　张思之认为庄学义“无罪”，提出5条辩驳意见：

　　庄学义到达育英林场时，“贮 木厂连同贮木厂办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真正面临被吞噬威胁的正是图强林业局本部”；庄学义当时通报了火情，提出了措施，驱车继续查看火情，三个行为无 可指责，而且一路疏散人员，不属于“离开育英”；庄学义“简单地”让曾广播喊话通知群众疏散，正说明庄学义作为指挥员的果断与高效；“没有亲自去各单位部 署抢险救灾”不成立，驱车前往，算不算“亲自”？综合厂是不是“单位”？观察火情是不是为了“部署抢险”？庄学义命令曾凡金驾轻骑急速奔向图强直接报警， 使图强一万五千之众有所准备，正是积极的救火行为。

　　“直截了当地说，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中回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五·七’火灾对于图强局来说，实是意外的天灾，非人力所能抗拒；一个是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社会危害性。”

　　“对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只能是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因公诉人的主观意念，或某位领导人的意志……如果不是坚持这条原理原则，决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历史终将证明：这是错误。”

　　“听了公诉人的公诉词,使我们不能不预感到：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

　　“老百姓是最痛恨官员腐败的，为庄学义辩护能得到老百姓这么样的拥护，不是很能说明律师的价值、说明庄的案情真相吗？整个审判过程，法庭内外掌声如潮，我是在群众的簇拥下离开的。”张思之老先生回忆说。

　　一名坐在前排的公安局干警因为太激动，正要举手准备鼓掌时，被当场“抓获”给押了出去，于是，“鼓掌未遂”一词还成了新鲜名词。

　　事隔多年，当年那位鼓掌被押出去的干警王玲向本刊回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庄学义没罪，包括一些法院的工作人员——开庭时，他们就悄悄把票给了很多想去旁听庄案的群众，“不然普通人根本进不去”。

　　结果，庄学义声泪俱下的陈述，律师精彩的辩护，引起观众热烈地鼓掌，法庭看维持不住秩序，就杀鸡骇猴，把王玲扭送到公安局。而局领导和王玲挺熟，“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给放了”。

　　第二天开庭，王玲换了身衣服，悄悄溜了进去，这次她不敢坐在前面，在后面找了个位子，群众还是照样为庄学义鼓掌。

　　但庄学义怎么也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

　　一审、二审，知情者的无罪证言、律师的精彩辩护，都无法改变庄学义的命运：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成为黑龙江省委处分的11名干部中，唯一一个受到实体刑罚的人。

　　事隔多年，张振玉这样解释为何唯独庄学义受到刑罚：“可能是图强被大火烧死的人数比较多吧。”

　　原大兴安岭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副庭长李春录则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子按法律说确实有问题，但当时是政治因素起作用。为了这个案子，从最高法到省高法都派来了人，上上下下的，我们说了不算……”

被改变了的命运

　　一场大火，庄学义从局长变成了阶下囚。

　　在监狱里，他的同狱者有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朝夕相对，这让他感到屈辱，尽管那些曾经的林场工人都理解他的委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和尊重。

　　后来，从检察院监狱转到铁路监狱，工作人员特许他散步，只要不越界。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北极光，“真的是漂亮，五彩斑斓，还在不停地变幻。”

　　在监狱中，庄学义染上肝炎，还患上了糖尿病，“病情时好时坏”，有期徒刑三年的终审判决出来后，他被保外就医。

　　1988年春节，他的妻子金培华因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向林业局领导求救，无人理睬。眼看着妻子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他曾电话报警过的阿木尔林业局，向他们夫妇伸出了援手，这让他感到了温暖。

　　一个能说明庄学义当时境况的细节是，图强林业局给每个职工都装了电话，但就是不给庄学义装。两个职工实在看不过去，帮庄学义私自装上了，但还受到局领导的责问和追究。

　　庄学义只得离开图强，回到出生地——江苏连云港。可是，离家多年，栖身之地早没了。而且，大兴安岭检察院不断派警察来，企图将他重新投入监狱，这让他惶恐异常。

　　“被他们再弄进监狱，肯定没有好结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有躲。”描述那几年的流亡生涯，庄学义用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两个词。

　　“只要林区那边通过好心人传来风声，说有人来抓，当然不是直接说，有时是一张电报，上面写着：‘单位有急事速归’，我就明白了。单位找我能有什么事，肯定又是有人来抓我了，于是赶紧躲出去。”

　　“一个保外就医人员，办不下来身份证，又没有钱，就常常在车站过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个地方呆几天就走了。”

　　“看病需要花钱，流浪需要花钱，都是向朋友们借的，最多的一个借了五六万，直到现在还没还清。”

　　1990年，金培华生病住院，结果被单位歪曲为陪着庄学义一起躲避警察的抓捕，被单位开除党籍、长期下岗，全家几乎陷入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受影响不可避免。有一次，孩子拉着他的手问：爸爸，我们是逃犯吗？

　　这让庄学义无言以对，是的，孩子们都还小，不应该跟着自己受累——“我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才12岁，小学毕业，被送回了老家，寄居在亲戚家上学。亲戚的孩子也多，日子不好过，尤其我的孩子天天吃住都在他们家，时间长了，谁都会为难……”

　　庄学义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兴安岭又有警察来抓他，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地方去。最后决定，让金培华带两个孩子到庄学义河北一个朋友那儿过年，庄学义一个人在外流浪。而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母亲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流浪街头了……

　　提起孩子，一向开朗、乐观的庄学义哽咽了，金培华也泪流满面。“按林区干部子弟的正常道路，他们应该都能上大学，但现在，这两个孩子，却只能合伙弄个小生意，勉强糊口……”

　　庄学义说，直到他们买下房子，30多岁的大儿子才找到对象，去年结的婚。但是，结婚的时候，庄学义却在黑龙江继续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婚礼都没办。

　　“我们在这边，连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孩子也没有固定收入……”庄学义有些感慨。

受牵连者

　　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改变了不仅是庄学义的、还有更多有正义感的普通人的命运。

　　那位因鼓掌未遂被押出去的民警王玲，后来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地区纪委前后三次要求公安局给我处分，第一次、第二次都被领导挡了回去，第三次终于给我处分，后来调离公安队伍。”王玲说，就是这个调令，让他从此离开心爱的刑侦队伍。

　　为庄学义调查取证的林业局法律顾问贾世英，遭到了“撤职处分”，理由是“私自取证、干扰办案”。

　　而更多为庄学义鸣不平的人遭到了报复：

　　高广龙，原图强林业局经协办副主任，“在审理、审判庄学义一案中，几次向省至中央投书，为庄鸣冤，干扰了庄案的审理、审判工作……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给予高广龙撤职处分”；

　　周万才，原图强林业局办公室秘书，“曾参与93人联名上书活动，又以治病为名先后四次去北京向全国人大、中纪委等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为庄鸣不平，认为组织在调查庄学义一案中不实事求是，庄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决定给予周万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王全福，原图强林业局林产公司副经理（正科级），为庄学义鸣不平，第一次给了“留党查看”处分后，继续为庄鸣不平，第二次又将其职务降低一级，“当作一般干部使用”；

　　任天寿，原图强林业局机电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因为为庄学义喊冤叫屈，受到“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的处分”，从正科级降至副科级，又降为一般干部；

　　李燕英，原图强林业局财务科长，因为为庄学义鸣不平，被排挤出图强林业局；

　　……

　　让人唏嘘的是，在1980年代后期，受到撤职、警告的处分，对这批原本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来说，几乎是最为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政治生命也许就此结束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高广龙远走辽宁大连；周万才主动离开林业局，到了古莲河煤矿；王全福再也没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李燕英远走山东威海……

　　记者多次联系原育英林场副场长曾凡金，未果。熟悉他的人说，刑满释放后，他在图强干了一段小生意，后来为了生计，他离开图强在青岛安家，靠跑车为生。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的妻子说，离家已有个把星期了，说是去了兰州。

　　当年，在法庭上，面对玩忽职守的指控，这位跑到图强报信的副场长说：我不过是个科级干部，育英林场有4个科级单位，叫我当总指挥能指挥得了吗？

　　庄学义说，正是这些善良的人们，因为自己的案子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这常常让他心怀愧疚、寝食难安。

　　让他感动的是，在这二十年中，这些星流云散到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中年惨淡离职，投奔他乡，事业、家庭和子女也因此都受牵连，但从来没人因此埋怨、怪责过他。由于经济状况都不宽裕，他们之间偶尔才见次面、通个电话，这时也总是鼓励他，要他不要放弃鸣冤之路。

　　庄学义说，在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冤屈中，他除见证了落井下石、见危不救的丑恶、推诿责任、麻木不仁的官场文化之外，也收获了真诚、正直和高贵的人性温暖，“是他们让我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迟到的平反

　　1988年保外就医开始，庄学义便踏上了漫漫上诉之路——去北京、哈尔滨、大兴安岭，一次又一次，“递出去的材料也有几十公斤”，但很多石沉大海。

　　有很多次，他自己也都几乎无法坚持，但是，一想起所受的不公，想起家人陪自己所受的委屈，想起那些因为他受牵连的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打起精神。

　　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来到了13年前他曾指挥灭火的大兴安岭，实地听到了有关庄学义的案情反映，明确指出，“要搞实事求是，不搞实事求是那还叫共产党吗……”

　　在这种情况下，庄学义案才得以进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程序。

　　又过了4年，庄学义迎来了这份已经迟到了17年的判决：

　　“此次火灾的起火点不在图强在漠河，从起火原因看与图强无直接关系……庄学义未违背有关规定，因为图强林业局比育英林场更重要。”

　　“返回后即安排抢险工作，并亲自组织疏散群众也说明其在认真履行职责，并无不履行职责的行为。”

　　“育英林场因森林大火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与庄学义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有证据证明这场森林大火应属不可抗力。”

　　“据此，庄学义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撤销本院刑一上字第254号刑事裁定和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刑字第13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庄学义无罪。”

　　尾声：66岁的等待

　　现在，已在连云港安定下来的庄学义，依然在等待，等待着给他撤销处分、恢复待遇，可答复却让他失望：

　　原省委的处分决定(指开除党籍、撤职)，是同意国务院调查组(实际上调查组长就是原黑龙江省纪委书记、专案组长就是原大兴安岭地委纪委书记)的意见，要撤销处分，就要上报国务院。现在国务院调查组已经不存在了，上报也批不了，还是不报为好……

　　“毕竟育英林场发生重大损失，这么大的火灾总要有人负责，当时处理过重，现在刑事平反了，并不意味着没有错误，就一定要撤销处分……”

　　这结论让庄学义无法接受——“我是六十年代响应党的号召，堂堂正正，自愿支边、有所建树的大学生，在被冤案害得重病缠身，几乎家破人亡，夹着尾巴二十年无罪平反之后，决不允许还被当作刑满释放人员了此一生。”

　　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对我的伤害

　　本刊记者 陈磊

　　人物周刊 ：当年大学毕业时，你本可以留校，你为何选择了到艰苦的地方“支边”？

　　庄学义：当时，毛主席号召“扎根边疆一辈子”，并且赶上林业部要开发大兴安岭，我自身的情况是，革命家庭，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去边疆，所以就报名去了。我们全班35个人，报名支边就有10多个。

　　如果不去支边，在学校教书，平平安安一辈子，也该是教授什么的了，但往事不能假设。

人物周刊 ：你后悔到大兴安岭吗？

　　庄学义：不后悔。我只是觉得知识分子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不应该从政，而应该做自己的专业工作。

　　人物周刊 ：那你怎么能当上林业局局长呢？

　　庄学义：从政非我本愿，因为我工作干得比较出色，“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什么派别，当时知青之间武斗，木棒上都绑着钉子，我基本不参与。“文革”结束后，重用知识分子，我就从车队队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一步一步被提拔为局长，都是被推着走的。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选从政这条路。

　　人物周刊 ：你后悔从政了？

　　庄学义：后悔。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从政是个高危的职业。我白白丧失了20年宝贵时间，唉！

　　人物周刊 ：从管辖一万多人的林业局局长到阶下囚，在监狱里你有反思吗？

　　庄学义：这个社会太复杂，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政治的漩涡也太厉害了。我这么透明、实在的人，就这么稀里糊涂陷进去了。

　　最难过的是，自己当年支边吃了那么多的苦，结果落得这么个下场，也影响了孩子，很心寒，很不是滋味……

　　人物周刊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你鸣冤叫屈？

　　庄学义：他们都是觉得，我在火灾中确实履行了职责，不应该受到处分和判刑，特别是那些跟着我一起救火的同志，都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来自基层的群众最朴实。

　　人物周刊 ：但他们都因为你受到牵连。

　　庄学义：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撤职，或者受到其他处分。宪法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党章也规定党员有向组织反映情况的权利。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每次申诉，都没有忘记提到受我牵连的群体，这不仅仅是为自己争取，也是在为他们。

　　人物周刊 ：从监狱保外就医之后，你为何要躲避追捕？

　　庄学义：把我从监狱内保出来，大兴安岭检察机关就有意见，想再把我抓进去。我当时的念头就是：我要保存自己，一旦被他们给抓回去，就完了。

　　人物周刊 ：当时你已经回了连云港，他们是怎么抓你的？

　　庄学义：他们经常搞突袭，推开我亲戚家的门，看我在不在；有时候还会掀开帘子，看我在不在房间内。记得有一次，他们派两个警察在连云港住了一个多月，就为了抓我回去。

　　人物周刊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多久？

　　庄学义：从1988年底我保外就医回到江苏，一直到1993年，整整五六年时间。后来我给大兴安岭地委写信，说你们这样整天派人来抓我，想把人整死啊。可能地委的人给检察长说了，才不抓了。

　　人物周刊 ：从2000年你的案子开始进入再审序列，到2004年才宣判无罪，为何拖了4年之久？

　　庄学义：老是在哈尔滨与大兴安岭之间来回折腾，复查也经过十多道程序，中间又被“非典”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到2004年才有结果出来。这个期间，我和家人就一直等啊等啊。

　　从2000年以后，我年年都去大兴安岭和哈尔滨。2004年之后，又是年年都去，唉，办点事情，你知道有多难吗？

　　人物周刊 ：如果没有领导批示，你的案子会怎样？

　　庄学义：那或许就根本没法立案。

　　人物周刊 ：最先知道自己无罪的消息时，你激动吗？

　　庄学义：并不激动。这是迟来的正义，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耽误了，对我的家庭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